想起他自己的遭遇，李泌不由得苦笑了几声。
李泌当时虽然没有身担朝廷的要职，却“权逾宰相”。正是李泌这种与皇上极为亲密的关系，招来了权臣崔圆、李辅国等人的猜忌。
两京收复后，为了躲避随时都可能发生的灾祸，明哲保身，也由于平叛的大局已定，李泌便主动要求离开权力的中心，进衡山修道。蒙皇上“有诏给三品禄，赐隐士服，为治室庐”，李泌再次蒙受了皇上莫大的恩赐。
那里的端居室里，有着李泌的私人藏书馆，还有着三万轴的藏书。山中读书的岁月，给李泌留下了难忘而又美好的回忆。
李泌曾随玄和先生张太虚学习道教秘文，又与懒残和尚（明瓒禅师）等高僧交往甚深，著有《养和篇》和《明心论》。李泌还著下了诸如《复明堂》、《九鼎议》(一说二者为一篇)、《建宁王挽歌词》、《八公诗》等“文集二十卷”，写下了他的心得。
闲暇时候，李泌练练书法，至今福严寺侧的石壁上，尚有李泌写下的“极高明”三个大字。
一想起如今纷乱无序的国事，李泌的心中就十分忧急。
李泌当初提出的彭原方略，深得皇上李亨的赞许。李泌也反复告诫地肃宗帝“无欲速”，要着眼于长久。目的是要把叛军赶出他们的老巢，一网打尽，不留后患。
这一计划起初也得到肃宗帝的认可，但后来肃宗帝却急功近利，坚持先收复京师长安，洛阳，结果把叛军赶回了河北，从而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遗患无穷。
7月26日，李适在兴元避难时就紧急征召的杭州州长李泌同睦州州长杜亚，一同回到了京城长安，前来拜见皇帝。在祖父李亨流亡灵武时，孙儿奉节王李适在灵武，就跟从李泌学习文章写作；父皇李豫在位时，李泌住蓬莱书院，皇太子李适继续与李泌来往。所以，李适与李泌有比较深厚的感情。
面对着同父祖都有着密切关系的李泌，李适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有些崇敬，有些慰藉，还有些畏忌。
李适反省他施政的错误，终于认识到，造成政策失误的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他的身边，确实没有可以帮助皇帝运筹帷幄的有用之人。父祖当初是那么地尊崇李泌，而李泌，在平定叛乱中，又建立了卓越的功勋，想来，李泌一定会尽力辅佐朝廷的。
衡山学道期间，李泌虽然吃了不少的苦，曾经“山居累年，夜为寇所害，投之深谷中。及明，乃攀援他径而出，为槁叶所藉，略无所损”，当时如果不是山谷中的枯叶厚，李泌差一点儿就被贼人摔死。但李泌还是觉得这些经历很是值得。
多年学道，再加上李泌的努力，李泌在道术的钻研上已经很有心得。李泌的一些独特的隐居方式，也为后人所效仿，这使李泌深为得意：李泌“每访隐选异，采怪木蟠枝，持以隐居，号曰养和，人至今效而为之，乃作《养和篇》，以献肃宗。”
重新回到京师长安，李泌是百感交集。
皇上的父祖给予了李泌太多的恩宠和信任，使李泌不得不感恩图报。李泌是南岳衡山第一位被皇上钦赐的隐士。先帝肃宗曾经专门为李泌在南岳的烟霞峰下兜率寺侧建房，名之为“端居室”。（后人称之为“邺侯书院”，是中国书院史上最古老的一所书院。）让李泌在此过了逍遥自在的十二年（757年～768年）的修身养性、纵情山水、博览群书的生活。
李适并没有真正地反省，兵变发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的独断专行，刚愎自用，偏听偏信；就在于他不当的施政和待人不公的措施。他内心对功臣们的猜忌之心，不仅没有因此而减弱，反而是越发的强烈。他几乎天天都如芒刺在背，时刻担心他的身边，会再次出现新的朱泚或李怀光之类将领。
朱泚，李怀光等将领的反叛，使李适对手握重兵，功勋卓著的将相们，是更加地不放心。他总想寻找恰当的机会，寻机收回功臣们手中的权力，尤其是兵权，以便掌握在自己或亲信的奴才们的手里。
“的确应该对先生委以重任，时常听听先生的建议！”李适在心里思量。
李适考虑再三，终于在李泌回到京师不久，就果断地做出决定，任命李泌担任左散骑常侍（监督院最高顾问官），杜亚担任刑部侍郎，辅佐皇帝主持朝廷大事。
李泌每天就到监督院值班，随时准备接受皇帝的召见和咨询。
经历朱泚，李怀光等将领的变乱，李适越来越感受到，身边确实需要一个能同他推心置腹，商讨国事的人。陆贽虽也机智过人，但他说话太直，有时弄得他这个皇帝很伤面子，甚至可能会因此丧失他做皇帝的威信。
唯有李泌如今是最为恰当和妥帖的人。李泌经历过多年中央朝廷的职务和地方政府任职的锻炼，无论是他的才干魄力，还是他的经验的老到，都是无人能够代替和超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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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适终于重新回到了京师长安。想起从前的颠沛流离的日子，他是又惊又喜。
回到皇宫，每逢单日，皇帝李适亲自主持早朝汇报，处理朝廷大事；每逢闲日（双日），李适就大宴功臣，赏赐十分丰富。李适那时的内心还心存感激。功臣中，李晟的功劳居于第一位，浑碱居于第二位。其他将领，宰相，依次按功劳的大小分别予以赏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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