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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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参与中原大战,张少帅在东北之外又获得了对华北的控制权,拥有地盘之多,几与南京政府相当,国内没有一个地方诸侯能与之相提并论。

    渐渐地,他似乎已淡忘了身后那个长满大豆和高粱的地方,那个父辈基业之所在。其实那两年东北的事情特别多,而且大多跟日本人的挑衅有关,在朝鲜甚至爆发了骇人听闻的排华运动。

    可是这些都没能引起张学良的足够重视。为了打击反叛的石友三,他再次抽调八万东北军主力入关,这些精锐部队在平叛之后,都再未返回东北。

    东北已经危机四伏,他却听不见,也看不到。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上,没有谁可以真正高枕无忧。

    石原终于把“竹刀”磨好了。最初他的设想是招一批浪人,让这帮孙子穿上东北军军服,然后对日本总领事馆和关东军驻地发动袭击,以此来挑起事端。后来又觉得不妥。

    因为这样一来,牵涉人数太多,加上那些跑江湖的浪人又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人多嘴杂,难保不泄密。这样就又回到了当年策划“皇姑屯事件”的老套路,改为极少数人在铁路上进行爆破,然后再嫁祸于人。

    时间本来定在9月28日,因为消息不慎被政府(日本政府)所察觉,只得提前10天,改为9月18日。关东军这边忙得上蹿下跳,不亦乐乎,东北军那边却还是一如既往地“以不变应万变”。

    应该说,日本人要发动“九一八”事变并不是完全无迹可寻,就在9月18日那天下午,两个日本兵剪断北大营电话线这样的细节,也被中国方面捕捉到了。但从事后的反应来看,东北当局在防范上显然又是严重不足的。

    莫非他们以为身边的关东军是传说中的Hello Kitty?

    对此,我也觉得十分郁闷。人家都在你家门口放火了,你却愣是说闻不着烟味,连点最起码的准备动作都没做,这话讲出来谁信?史料中有一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闯入了张学良在沈阳的府邸,从他的保险柜中搜出了一大堆收款单。军官们不看犹可,一看就瞪大了眼珠。

    因为这些收款单的收款人都是日本人,而且还不是普通的日本人,个个都是日本政界要人。点一点,总共有53张之多,少说也有千把万元。

    数字最大的一张是50万,收款人是床次竹二郎。这床次竹二郎在日本政坛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他是日本两大党之一的政友会的主要干部。

    后来政友会的犬养毅上台组阁,床次还做过内阁铁道相。为什么给床次竹二郎的钱最多?因为当时床次想竞选首相,需要选举经费,张学良就把宝押在了他的身上,希望通过提供“政治献金”的方式帮助床次顺利上台。

    张学良身为东北少帅,钱自然是有的。但话又说回来,谁的钱都不嫌多。这些钱花出去,自然也都是要派用场的。

    按照走关系的传统,砸出去的银子一般有三种用处:其一,拉拢对方。其二,替我说话。其三,帮我办事。

    既然收据都拿了,那就是说目的肯定达到了,中国政坛的潜规则移到扶桑后同样适用。因此,我猜测,少帅并不像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完全没有作出任何防范动作。53张收款单,那就意味着53个人情,53条信息渠道,53份保证书。

    的确,那时候虽然相当多的日本政客嚷嚷着要动拳头,其实也不过是形势所迫,不得不在国内选民面前唱唱高调,表表姿态而已。真要说马上动武,没几个人会赞成。

    也许,正是基于这种日本短时期内不会动武的判断,才使张学良在事发前未做任何认真准备。当然,以上只是我的猜测。至于东北军为什么在事变前防备如此松懈(容忍和防备应该是两码事情),真实的想法和原因就只能问他们自己了。

    日本的冒险家们正在行动。

    石原莞尔待在旅顺,坐等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后者当时外出,对整个行动计划尚不知情。板垣则坐镇沈阳特务机关办公楼,统一指挥攻击行动。

    9月18日晚的东北:今夜,将注定无人能够入眠。时间是深夜10点。川岛中队在柳条湖铁路段实施爆破。要搞爆破,这里存在着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因为那段铁路属于日本自己所有。

    炸自己家的铁路固然心疼,但最重要的是还不能出事故,万一铁轨坏了,列车也上了天,那边北大营却没能攻下来,这就真成偷鸡不成蚀把米了。

    因此,事前石原专门请了爆破专家进行精确测算。先算出一个安全长度,大概一米半长,然后又规定了*数量。在“皇姑屯事件”中,河本光*就倒腾了120公斤,要用30个****袋装。现在的*一共用了42包。别看数量不少,其实并不多,因为都是小包。42包是有讲究的,少一包炸不了铁轨,多一包得翻车。

    它要求达到的最终效果是:铁轨虽然炸断了,但高速行驶的列车能够安然无恙,就算暂时晃那么一晃,通过绝对没有问题。

    你别说,搞到这么精确,还真得找个专家才行。为了使效果看起来更逼真,他们把*埋在土里,这样一旦爆炸,就可以制造出烟尘弥漫的景象。由于投资少了,再怎么折腾,跟炸张作霖列车时的壮观场面还是不能比。

    好在也不是给别人看,自己知道就行了。铁轨总算是炸了。没等鼓掌庆祝,就发生了一件让他们心跳不止的事。早不来,晚不来,一列自长春开出的列车呼啸着来了,经过爆炸地点时还特地歪了那么一下下。这些家伙差点一口气没接上来。

    幸好,过了。列车没事。川岛中队怪叫着向北大营冲去。一个中队相当于一个连,一共105人,比水浒的108将还少3个,而且这个中队属于守备队,并非关东军的正规部队。

    北大营里驻扎的,是王以哲第7旅。这个旅有一万多人,步枪、机枪、大炮样样齐备,属于东北军的“王牌部队”。100比1。就算不是精锐,不是“王牌”,围成一圈,踩也能把你给踩死。账谁都会算。

    显然,日军105将完全是抱着必死决心往里面闯的。悲观一点的,恐怕连遗嘱都准备好了。抛开立场,我觉得这105将无论如何都算是好汉。明知必死,还要飞蛾扑火,那真是需要一点不把自己当人,只当炮灰的决心和勇气的。

    可是等他们闭着眼睛冲进去的时候,一睁眼,才发现情况大出预料之外。

    那一万多人不是准备和他们拼杀的勇士,倒像是一万多头待宰的羔羊。天照大神啊,是你在保佑我们吗?

    接下来便出现了世界战争史上难得一见的奇观。

    一百多人追杀一万多人,而且追得荡气回肠,毫无顾忌。

    都是军人,还号称“王牌”,对方不过是看看铁路的守备队,当兵的差距怎么会这么大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东北军那里没人指挥。

    此时,北大营的最高军事长官、第7旅旅长王以哲,竟然不在营内。哪里去了?既非开会,也不是汇报工作,而是找乐子去了。

    旅长不在,不是还有团长吗?

    三个团长,一个都不在。去了哪里?也是找乐子去了。幸好还有一个负责的。只是这个负责的等于不负责,因为据说他不会打仗。这位兄弟的职务是旅参谋长。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混上去的。

    参谋长不会打仗,也算世间一奇。不会打仗但会打电话,赶紧请示更大的参谋长——负留守责任的东北军参谋长荣臻。

    在这一年多里,由他和板垣带队,组成了“参谋旅行团”,在东北境内跑了一圈。一圈跑下来,石原已经为关东军占领“满蒙”安装了全副的GPS导航。

    接下来,他需要等待的只是一个在他看来最为合适的出手机会。这时候,被石原称为“用竹刀就能对付”的张学良在哪里呢?他在北平。

    在战后的远东军事法庭上,起诉方曾把日方的一份奏折作为证据提出犯罪指控。这就是著名的田中奏折。全文很长,有四万多字,但被人们记住的只有两句话。

    第一句话: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第二句话:要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田中奏折在史学界是有争议的,日本人一直说它是伪书。

    从田中当政时推行的政策来看,出自此人之手的确疑点很多。因为田中的对华外交政策有个名堂,叫做积极外交。所谓积极外交,就是依靠奉系军阀首领来维护和扩大“满蒙权益”。虽然一样是打坏主意,但它与“征服满蒙”毕竟还是两码事。其实田中奏折的大部分理论观点,都来自于“最终战争论”。

    在东北,石原和板垣等人都亲自观摩了中苏之战的实况。看完之后,石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说了这样一句话:对付张学良连我的家传宝刀都不需要,竹刀就足够了。

    他又一次作出预言。我敢断定,如果一旦有事,关东军不用两天时间就可以占领奉天。不过从现在开始,我们需要准备和等待,因为行动的最终实施至少还需要两年时间。

    石原比河本们更可怕的地方,就在于他不仅狂妄,而且冷静,不是一般的冷静,而是超常的冷静。一个行动计划,仅仅方案的完备,石原就用了一年多时间。

    对于日本陆军来说,“军刀组”是飞黄腾达的代名词,一众人等都是坐着火箭往上升的。

    但石原是怪才,跟正常人不太一样,所以不在此例。由于他很早开始就恶名远扬,所以连机关也没能进得去。

    军部打发他到中国内地,去经历每一个“中国通”都走过的路,也就是“旅游”兼偷画地图。在那里,他遇到了自己今后的“黄金档案”——陆大往届生、顶头上司板垣征四郎。

    石原的理论一出炉,就被日本陆军当成了宝贝,并成为关东军策动“九一八”事变的指导思想。

    一切都预示着,关东军这次不光是消灭两个东北的头头脑脑就算了。他们要玩儿一把大的,把“满蒙”一口吞下。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像那个传说中的西方预言家查拉斯图拉一样,石原也给日本算了一卦。他说今后日本和美国迟早要打一场“最终的战争”(倒还是蛮准的)。

    要打的话,日本在战略上非常吃亏,主要是国土无纵深,又缺乏战略资源(后来也应验了)。所以一定要拥有一个后方基地,这个基地就是“满蒙”(缺德结论就这样被推导了出来)。

    到后期,日本陆军高层几乎被“军刀组”给完全垄断了。

    那个“皇姑屯事件”后被转入预备役的村冈就曾经是“军刀组”的一员。

    因为怪才石原莞尔不仅具有同样的疯狂凶悍,更重要的,他还是日军中极少数能把侵华战略讲得头头是道的“思想者”。

    据说,在日本很少有人能真正读懂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就连他们的洋老师、陆军大学的德国教官对这部皇皇巨著都讳莫如深。大概此书也的确深奥,快赶上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水平了,后者真正弄通的人同样寥寥无几。

    但是石原超越了他的祖师爷,把一部《战争论》硬给啃了下来。不仅如此,他还有所发展,拿出了一个最新理论成果,即“最终战争论”。

    到关东军任职前,石原已经充分享受了一下“军刀组”特殊的出国待遇,到德国去逛了一圈回来,此时正在陆大当教官。

    河本选择石原来完成他在东北的“未竟事业”是很有些眼光的。

    石原毕业时还得到了另一把更牛的刀。

    这就是天皇御赐宝刀。

    在陆大,把毕业成绩进入前六名的称为“军刀组”,不仅会得到天皇亲赐的军刀,还可以出国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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