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波兰立陶宛联邦边疆的乌克兰大草原上，波兰大封建主建立的大庄园如同独立王国，他们管辖的面积甚至超过西欧的很多小公国，而波兰联邦王国政府对这些有权有势的大地主鞭长莫及，以至于这些波兰大地主为所欲为，对于农奴和哥萨克极尽压迫、剥削之能事。
另一方面，边疆地区充满危险的生活造就了哥萨克和农民的自由意识和反抗精神，锤炼了他们吃苦耐劳的性格和英勇善战的本领。总而言之，乌克兰地区，欧洲最大的封建奴役者——波兰大封建主和贵族，遇上了欧洲一个最不驯服的民族哥萨克，而且是由乌克兰自由党领导的哥萨克。
17世纪40-50年代末期的乌克兰，犹如一个大火药桶，只要落上一颗火星，便会轰然爆炸。
华夏帝国对外情报局乌克兰分局在袁崇焕的领导下，根据皇帝陛下的命令，加快了输出革命的速度，不但为乌克兰培训了大量的基层军官，而且提供了大量的军事装备和物资。
华夏帝国首都金陵
克里斯蒂娜与周垣利用工作间隙，在长江边上的大草滩上纵马驰程。
“垣哥哥，我有些搞不懂，你为什么那么悉心培养波兰立陶宛联邦的敌人乌克兰自由党？”|
“因为我不愿意让波兰联邦成为欧洲的一个庞然大物，那样对华夏帝国的战略利益不利。还有一点，瓦迪斯瓦夫一直使用瑞典国王的头衔，这让我很不爽。因为你才是真正的瑞典国王，而我是你的丈夫。所以我无法容忍。”
克里斯蒂娜下了马，迎着江风擦去脸上的汗珠，“谢谢你亲爱的。虽然瓦迪斯瓦夫从生到死都未真正统治瑞典，也从未到过这个国家。但是他做梦也想着试图重夺瑞典王位。”
“瓦迪斯瓦夫最终会和他父亲西格蒙德三世一样，也是毫无结果。”周垣笑道，“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他所追求的东西，最终不过是大梦一场。”
瓦迪斯瓦夫的父亲西格蒙德三世是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一世之子。1592年，西格蒙德三世从父亲古斯塔夫一世那里继承了瑞典王位。西格蒙德三世继承王位后，曾力图将他祖父建立的新教国家恢复到以罗马天主教为国教的状态，由此被信奉新教的瑞典枢密院驱赶回波兰。而西格蒙德三世的叔叔，卡尔公爵则被从天而降的幸运馅饼砸到头上，获得瑞典摄政王地位。摄政王卡尔随后与侄子西格蒙德三世在斯坦格布罗干了一仗，将侄子率领的4万大军击败。
西格蒙德三世灰溜溜的逃回波兰，继续当他的波兰国王，但永远失去瑞典国王称号。从此，声称拥有瑞典王位的波兰王室与瑞典国王之间结为世仇。
这样的家族恩怨便导致了瑞典战争和克里斯蒂娜对西格蒙德三世的儿子、现任国王瓦迪斯瓦夫四世的厌恶，即使华夏帝国和波兰在经济、政治方面有很大的合作关系。
波兰立陶宛联邦首都华沙王宫
这座建于13世纪末的呈五角形城堡，美轮美奂，富丽堂皇。
被波兰议会操蛋的一票否决制气得快要发疯的瓦迪斯瓦夫，他那颗被压抑太久的心几乎要蹦了出来。他变得脾气越来越暴躁，发誓要不惜一切代价找回面子，既为了家族，也为了国王自己。不过他幸运的找到了志同道合的盟友、波兰立陶宛联邦将军和贵族、波兰王国王冠领地陆军指挥官老将斯特凡•恰尔涅茨基。
斯特凡•恰尔涅茨基在联盟军队对外扩张的战争中，一直战功赫赫，当然，他也是镇压萨克起义的刽子手，虽然他被认为是波兰英雄。1634年，他在国王瓦迪斯瓦夫四世的指挥的斯摩棱斯克战役中，与俄罗斯人英勇作战，两个好基友接下了深刻的友谊。1637年，恰尔涅茨基在库梅伊基战役中残酷的镇压了哥萨克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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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新教和东正教被波兰天主教耶稣会视为分裂派异端，波兰天主教耶稣会对他们的新一轮迫害正在酝酿之中，宗教恫吓和威胁行动在死灰复燃。乌克兰自由党团结下的基督教新教徒和东正教教徒，坚持宗教信仰自由的主张，与波兰天主教耶稣会展开了激烈斗，宗教冲突此起彼伏。
在赫梅利尼茨基的领导之下，乌克兰自由党号召乌克兰人民，“反对波兰地主和波兰贵族奴役、反对天主教耶稣会对新教徒迫害。”
奥斯曼土耳其发生严重的瘟疫后，极少过问政事的萨菲欣喜若狂，下令重兵守卫边境，遇到奥斯曼土耳其人偷越边境，立刻射杀，严防瘟疫传播到波斯萨菲王朝。
此刻，奥斯曼帝国黑海沿岸萨姆松，不但有鼠疫，还被霍乱瘟疫所困扰。萨姆松城城市拥挤不堪，奥斯曼苏丹根本没有建立过任何公共下水道和污水排放设施。人们随地大小便，街上垃圾堆成山，发出阵阵恶臭。在贸易者的仓库里，存放着谷物、地毯、当地烟草、羊毛等衣产品，这里几乎成了老鼠的天堂。突如其来的暴雨，将垃圾冲得遍地都是，横流的污水污染了水井等饮水源。得病的人们上吐下泻，很快死去。而当地的统治者帕夏这束手无策。一些投机商人将从华夏帝国进口来的药品卖成了天价，乘机发财。
同样的瘟疫在西班牙爆发。不过，西班牙的瘟疫并不是来自乌克兰，而是来自北非的阿尔及利亚。西班牙沿海城市巴伦西亚港最先出现瘟疫，先后有3万人死亡，之后，瘟神的翅膀穿过安达卢西亚，直扑加泰罗尼亚和阿拉贡两个地区，造成马拉加海岸50000死亡。被瘟疫感染的塞维利亚的城市和乡村，也没有躲过瘟神的魔掌，累计有15万人死亡，占塞维利亚地区总人口的1/4。
现在，无论是奥斯曼土耳其，还是波兰国王和波兰议会，都似乎忽视了赫梅利尼茨基和他的战友们。按照华夏帝国皇帝陛下周垣的指示，乌克兰哥萨克酋长国以及酋长国政府，为了避免树大招风，现在一直还处于地下状态。
赫梅利尼茨基与他所领导的乌克兰自由党，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招兵买马，加强训练。在华夏帝国军事专家指导下，哥萨克乌克兰独立军正规部队发展到8万人，民兵部队达到了10万，这些战士当中，很多人都是信奉基督新教和东正教的哥萨克或者贫苦农民，当然，他们更是波兰天主教耶稣会的受害者。
在波兰议会和波兰国王的支持之下，作为波兰国教的波兰天主教耶稣会的影响日渐扩大，教会学校用惟本教独尊的精神教育贵族的新一代，和对其他宗教和教派的不容忍。
安纳托利亚的大瘟疫从开始到结束，几乎了夺去了28万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生命。究其原因，还是奥斯曼土耳其人自己惹的祸，他们在入侵乌克兰大草原的时候，也顺便把肺鼠疫这个恶魔带回到半岛的安卡拉，班德尔马等地，并迅速波及到北非等边缘地区。在土耳其军队控制的马耳他岛，有一万人死于瘟疫。根据华夏帝国防疫部门的调查，这场瘟疫最初在班德尔马流行。这座位于马尔马拉海南岸、卡比山半岛东侧的海湾沿岸港口，是奥斯曼帝国两大港口伊斯坦布尔与伊兹密尔之间的转运港，人员和物资交流频繁。城中有16万人，其中有7万人被夺去的生命。然后瘟疫从港口向内地传播，直到内地安卡拉。整个安纳托利亚半岛，都沉浸在一片死气沉沉当中。
波斯的萨菲王朝迫不得已，在边境设下重兵把守，严防奥斯曼土耳其人绕过边境线，让可怕的肺鼠疫带到萨非王朝，奥斯曼土耳其军队的残暴让萨非王朝军队心有余悸。
早在1629年，波斯萨菲王朝阿巴斯一世病逝前，宣布他17岁的孙子萨非为继承人。萨非继承了他祖父的残暴和多疑，继位之后，立刻无情地淘汰任何一个能威胁他权力的人，几乎处决所有的萨非王室的王子以及功绩显赫的朝臣和将军。而在此之后，他便极少过问政事，因为有阅读和书写的困难，他对文化和学术更不感兴趣。唯一的爱好就是长期酗酒及吸食YA片。不知道什么原因，萨菲与祖父阿巴斯一世一样憎恶烟草，一旦在公共场合发现有人吸烟，他会把熔化的铅浇入吸烟人嘴中。
华夏帝国驻丹吉尔的华夏军防疫部队，受西班牙国王腓力四世的邀请，对西班牙王国进行人道主义援助，累计发放药品价值高达300万华夏币。尽管如此，这场大瘟疫还是夺取了50万西班牙人的生命，在西班牙总人口的5%。这场破坏力极强的瘟疫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重重一击，这个殖民大国从此开始衰落，而它的殖民地逐渐被华夏帝国的国有公司所控制。
黑海中部、南部的波斯和奥斯曼土耳其乱作一团，黑海北岸的乌克兰出乎意料的平静
正当萨非为奥斯曼帝国的入侵提心吊胆之时，被肝硬化折磨的穆拉德四世为了保住战争成果，与1639年和萨非签署和约，双方从始再没有战争，而巴格达从此划入奥斯曼帝国的版图，再没有回到萨菲王朝。次年，28岁的穆拉德四世在极度疼痛当中去世，尽管华夏帝国海军总医院的医生给他做了肝移植手术，但因为时间太晚，没有能够留住一代英主的生命。
萨菲为庆祝穆拉德四世之死，甚至搞了一场新年音乐会。不过他不再吸食ya片，而是直接注射从东方传过来的一种叫4号的白色粉末。兴奋之余，萨菲登上舞台，表演了在波斯的声乐中有一种独一无二的装饰性真假声交替的歌唱技巧塔赫里尔。虽然说那是一种复杂且难度很高的歌唱艺术，但是萨菲还是在高音区进行一大段大幅度颤动的长音托腔，并融合了召祷歌跌宕起伏的呼喊高歌，伴奏与旋律线保持不即不离，震撼人心，摄人心魄!
波兰议会除了执行一票否决权制度外，还通过拒绝为战争筹款，扣押宣战书来阻挠瓦迪斯瓦夫四世军事野心。瓦迪斯瓦夫四世尽管有雄心壮志，但现在就如同被观音菩萨戴上紧箍咒的孙猴子，不得不暂时老老实实，其内心的怒火却如火山岩浆一般堆积。
而就在这时，奥斯曼土耳其安纳托利亚发生了类历史的致命大瘟疫和军队叛乱，奥斯曼军队不得不从波兰撤回本土，从而大大地减轻了波兰军队南部边疆防守的压力。
1630年穆拉德四世率领大军侵入伊朗西部，以报复当年他初登位时，萨菲的祖父阿巴斯一世乘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处于无政府状态时候入侵伊拉克，并导致安那托利亚北部爆发骚乱。
而萨菲此刻正沉浸在酒精和ya片产生的快感之中，毫无作为.波斯军队在凶猛的奥斯曼土耳其军队面前，毫无招架之力，任凭穆拉德四世占领哈马丹，埃里温和大不里士
1634年，穆拉德四世解散了曾称霸一时的耶尼塞里军团，重新组建了新军后，再次入侵波斯西部包括对两河流域的最后袭击，终于制压了安那托利亚库尔德人的叛乱，恢复l国家秩序。穆拉德四世重夺巴格达时候，留下一句经典的名言:"我认为攻占巴格达比巴格达本身更为美妙。"
同萨菲一样以残忍著称的还有奥斯曼帝国的年轻素丹穆拉德四世。这个恶邻居看见到任何人使用醇或烟草，他会当场将他杀死。
萨菲的昏庸无能，很快被穆拉德四世看在眼里，并加以利用。
为了让国王屈服，联邦议会议员认真的执行了“一票否决”的制度.
这是一种绝对的民主制度。也就是说只要有一个议员否决了提案，无论有多少人支持都不能得到通过。一票否决制度也被称为“自由否决权”。这种奇葩的否决权制度，在历史上，也唯独只出现在波兰，而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从来没有出现过。
华夏帝国皇帝周垣在《论民主与专政》中，对这种绝对的民主制度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自由否决权这项制度的通过，标志着波兰立陶宛联邦的民主制度已经走向了彻底的崩溃。贵族们凭借否决权拒绝了一切试图加强中央权力并且进行改革的提案，而波兰立陶宛联邦的邻国通过改革而强大。即使没有哥萨克起义，波兰也会因为拒绝改革最终走向了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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