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女玛丽•玛德莱娜•皮约西•德•拉维涅坐在豪华马车里，开始胡思乱想，“即使不能做皇妃，做皇帝陛下的情人也好。”
女人的心思是最难猜测的。21岁的玛德莱娜出生于法国巴黎的名门望族，曾经留学于华夏金陵女子大学，受过良好的教育。在华夏帝国留学的时候，玛德莱娜就非常仰慕华夏帝国皇妃克里斯蒂娜。从华夏帝国回来之后，玛德莱娜和家人一起住在巴黎，过着一种上流社会的生活，经常参加华夏帝国驻法兰西大使馆举办的文艺沙龙聚会，观看内部电影院放映的最新电影，研究华夏帝国皇帝周垣的名著《红楼梦》以及其他小家的著作。在沙龙聚会上，玛德莱娜结识了法国文学界的许多朋友，包括莫里哀、拉封丹，拉辛以及爽直聪明的著名书简家、英国查理二世的姐姐赛维涅夫人，箴言作家、清洁文字运动的主要成员拉罗什富科，还有英国皇宫的亨利耶特。
法国波旁王朝时代，妇女没有文学作品的创作权，尽管玛德莱娜才思敏捷，但是不为世人所重。在华夏帝国驻法兰西大使文化参赞的帮助之下，玛德莱娜的作品《英国亨利耶特的故事》《克莱芙王妃》得以在华夏帝国著名的文学刊物上发表，并被改编成电影。
而大部分法国人则是在几年之后，才开始了解玛德莱娜。真是墙内开花墙外香。
周垣给玛德莱娜写了一封亲笔信，称赞她的代表作《克莱芙王妃》是“法兰西第一部心理名著，对人物心理的揣摩与分析细腻入微，可与拉辛的悲剧相比。”周垣还邀请玛德莱娜出席世界妇女联合大会，“尊敬的小姐，我在南京恭候你的大驾光临。”
玛德莱娜兴奋得心都要跳出来，她对自己的密友塞维涅夫人说道，“我一定要回中国，那里才是我精神和灵魂的归宿。”
同样出身贵族塞维涅夫人与华夏帝国的总参谋长李岩情投意合，但彼此之间帕拉图式的爱情，通过书信来往是两个人最主要的交流方式，虽然现在有电报和越洋电话。后来，塞维涅夫人与李岩的书信、以及塞维涅夫人致女儿的信件，被整理发表。其尺牍生动、风趣，反映了十七世纪后期华夏帝国和法兰西的社会风貌，被奉为法国文学的瑰宝。塞维涅夫人因为所著《书简集》，获得了华夏帝国文学院的院士称号，理由是《书简集》为17世纪华夏帝国古典主义散文的代表作。法兰西文学院对此表示反对，因为塞维涅夫人曾经是法国人。中国和法兰西因此还打起了口水仗，让已经成为李岩老婆的塞维涅夫人哭笑不得。不过这话有点不对，塞维涅夫人应该称为李岩夫人。
但在此，塞维涅夫人却劝告自己的闺蜜，“华夏帝国皇帝周垣被很多上层社会的女人称为超级播种机，虽然他会给你富足而优雅的生活，但是让他专心对你显然是不可能。”
“这个我自然明白。”玛德莱娜说道，“我去中国，首要的是见周垣，其次是因为法兰西对我们女人的不尊重。还有一点，我要去学习华夏帝国的电影艺术，我有一种预感，电影必然超过话剧和戏曲。”
华夏帝国的，话剧、戏剧、电影，开始广泛的为法国的各阶层所接受。中国的戏剧加上法国的元素，虽然说有些不伦不类，但这迎合了法国人的口味，宣扬了中国的文化。
在华夏帝国专业的学习以及在法国的生活体验，都给墨里哀创作剧本的灵感，诗体喜剧《冒失鬼》和《爱情的埋怨》先后问世，并受到观众的欢迎，剧团的声誉也蒸蒸日上，以至名闻欧洲。受华夏帝国文艺思想的影响，莫里哀的喜剧虽然说在种类和样式上都比较多样化，但是不再有闹剧的成分，而在风趣、粗犷之中表现出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此时，法兰西自由民主党也调整了斗争的策略，不在于路易十四政府针锋相对，而是改为向法兰西王国政府以及军队渗出，一旦时机成熟，则进行政变。
莫里哀率领剧团来到卢浮宫，为路易十四演出，并得到赏识。路易十四下令把卢浮宫剧场拨给他的剧团。从此以后莫里哀就一直定居巴黎，并秘密的以法兰西自由民主党的领导人的身份开展工作。
就在这一年，华夏帝国文学院授予莫里哀院士称号，而此时的法兰西文学院，却因为莫里哀的《可笑的女才子》上演，而宣布永远将他挡在文学院门外。理由是，莫里哀的剧本矛头指向贵族和新兴的法国资产阶级。在剧本中，莫里哀通过两个贵族青年向一对资产者出身而喜欢模仿巴黎贵族习气的外省女子求婚时的笑话，嘲笑贵族沙龙文体，也讽刺资产阶级矫揉造作，附庸风雅的丑态。
莫里哀以及法兰西自由民主党认为这是身份上的歧视，在法兰西王宫前举行示威游行。为了声援莫里哀以及法兰西自由民主党人，华夏帝国文化部将当年的世界和平奖颁发给莫里哀以及英国诗人和政治家约翰•弥尔顿，以表彰他们为人类的自由和幸福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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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期间，莫里哀在华夏帝国文化部以及法兰西自由民主党的支持之下，拍摄了法兰西历史上第一部彩色电影《周垣与克里斯蒂娜》。
电影一经放映，立刻引起全欧洲的轰动。周垣与克里斯蒂娜的爱情故事，让无数的法国少女和少妇心生摇动，以至于很多人产生了去中国的想法。
巴士底狱现在人满为患。在狱中，莫里哀加入了法兰西自由民主党，并成为党的领袖之一。
在华夏帝国驻巴黎大使的周旋、担保之下，莫里哀同学获得释放，但身心受到摧残。剧团解散之后，莫里哀与贝雅尔兄妹一起参加华夏帝国驻巴黎大使馆举行的汉语能力考试。高分通过考试之后，莫里哀和一批有识之士为了寻求真理，离开巴黎，去华夏帝国求学。这些同学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法国贵族和大地主及庄园主的子女，他们都是法兰西自由民主党的支持者。
在华夏帝国戏剧学院读书期间，莫里哀受到阮大钺、冯梦龙等知名戏剧家的真传，并深深的被华夏文化所吸引。
四年之后，以优异成绩从华夏帝国戏剧学院毕业的莫里哀，重新回到法国。依靠华夏帝国对外情报部和战略欺骗局、文化部特别资金的支持，莫里哀重新组建的剧团，利用剧团为掩护，进行工作。在这期间，莫里哀一边利用演出的机会，宣扬平等、博爱、自由的主张，推广华夏文化。另一边深入、熟悉法国社会和人民生活，学习了人民所喜闻乐见的闹剧和以演技著称的意大利"即兴喜剧"，锻炼成一个出色的戏剧活动家。
《白蛇传》被莫里哀改编为法语译制片，在全国各地巡回放映，大受法国各个阶层的欢迎。法国的自由民党人以此作为反抗路易十四专制统治的号角，将路易十四比作干涉白娘子和许仙婚姻自由的法海。
路易十四心里有苦说不出，虽然他曾经让新闻检查机构查封《白蛇传》，但遭到华夏帝国驻巴黎大使的抗议，“中国一向倡导爱情自由，《白蛇传》是纯粹一部爱情片。法国政府当局对号入座，纯属无稽之谈。”
巴士底狱位于巴黎市区东部、塞纳河右岸，乃是这里14世纪末期建立的用来抵抗英国人入侵一座军事堡垒。15世纪早期，法国人把这个占地2670平方米的城堡改为王家监狱，用于关押囚禁政治犯。
任何人要想从这座监狱中出逃，往往是不可能。整座城堡，四周建有一堵又高又厚的石墙和8座高30多米的塔楼，四周掘有宽24米的深沟，设吊桥进出。
17世纪的法国，存在着一种大明朝的东厂一样、臭名昭著的制度，具体内容是，贵族和秘密警察可以凭着国王签发的"密札"随意逮捕任何人并关进监狱。而这种密札往往是空白的，持有者想逮捕谁，只需填进他的名字。在路易十四时期，国王经常把密札当作人情随意送人。
虽然阮大钺在东林党眼里看来是一个所谓的奸臣，但是周垣还是启用了他，并让他在帝国戏剧学院担任院长，因为虽然人品差了一些，但才能还是有的，所作传奇《春灯谜》、《燕子笺》、《双金榜》和《牟尼合》，都是上上之作。
莫里哀在留学期间，还系统的学习到昆曲和黄梅戏，并参与到戏曲电影《白蛇传》的制作。
投石党人和胡格诺派的核心人物逃到了华夏帝国在北非的丹尼尔海军基地，组建法兰西民主自由党，宣告要推翻路易十四的反动政权，建立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国。
查理一世举起屠刀，将数百名法兰西自由民主党人杀害，在政治上反对君主专制法国新教徒胡格诺派被迫逃亡者达25万以上，大部分逃往华夏帝国，英格兰、普鲁士、荷兰或北美联合省。并通过帝国商业银行、欧洲开发银行转移走大批资金。
法国籍的文学家莫里哀曾经在华夏帝国首都金陵的第五届周垣文学奖的颁奖仪式上，鲜明的提出“文化自信、文化交流、文化交融”的主张，从文化的角度反映了新兴资本家、贵族和知识分子的诉求。
出生于巴黎一个具有"王室侍从"身份的宫廷室内陈设商家庭的莫里哀，在他20多岁的时候，在哥哥的欺骗之下，放弃世袭权利，被迫走出家庭同贝雅尔兄妹等十来个青年组织了"光耀剧团"在巴黎演戏。但是很不幸演出失败，剧团负了债，莫里哀为此而被法国波旁王朝的警察拘押起来并关进了巴士底狱，遭到了非人的折磨，比如爆菊和躲猫猫、辣椒水和老虎凳。
华夏帝国人权委员会强烈的抨击路易十四的政府，对法兰西王国践踏人权的现象表示深刻关注。路易十四的发言人以巴士底狱是法国内政为由，不接受华夏帝国人权委员会的批评。
华夏帝国皇帝周垣作出批示，要求帝国驻巴黎大使营救莫里哀，并以此为锲机，支持法国的投石党人和胡格诺派。
以反对国王专制、企图夺取天主教会地产的新教封建显贵和地方中小贵族，以及力求保存城市"自由"的资产阶级和手工业者，是胡格诺派的主要力量。胡格诺派要求宗教信仰自由和政治自由，被路易十四认为是要篡夺他的权力，于是宣布。“保护新教徒的南特赦令是不合理的，要予以撤销。”并下令法国的秘密警察逮捕胡格诺派，并关进巴士底狱。
于是法国著名的戏剧作家莫里哀同学，就这样被关了进来，虽然他的债务数额并不大。把他关进来的原因，是莫里尔写了一部话剧《唐•璜》。在剧中，莫里哀借一个西班牙的传说人物，揭露法国贵族的罪恶。主角唐•璜表面上文雅、潇洒，还有自由思想，但实际上无恶不作的流氓，是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最大的恶棍。
利用自己的身份和特权，为非作歹，横行霸道的大贵族，纷纷对号入座。莫里哀遭到逮捕，也在情理之中。在17世纪的法国，没有一处是安全的。因为你随时可能莫名其妙的被捕，不经过审判，便被关入巴士底狱。你很可能终老一生，因为这里没有确定的刑期。
尽管在17世纪的欧洲，有人提出反华夏文化渗透的民族主义，但这种狭隘的提议，很快淹没在自由贸易主义和重商主义的滚滚思潮当中。
欧洲新兴的资本家、新贵族、知识分子，反对把这种政治斗争领域的概念搬到学术研究领域，更反对搬到商业中来。
华夏帝国开放而自由的贸易政策、政治制度、文化方针，似乎更对新兴资本家和新贵族的口味。他们不但在与华夏帝国的商务中，获益非浅，而且他们的子女和后代还能够接受更良好的教育，从而进入社会的上层和主流，进而成为社会的决策者和政策的制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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