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籍没私家奴婢为官奴婢。秦代法律中已有这方面规定，籍没犯罪者的财产，包括“家室妻、子、臣妾、衣器、畜产”。臣妾即奴婢。唐代的规定更明确，《新唐书·刑法志》说，凡籍没罪犯财产，均包括家中奴婢，“谋反者，男女奴婢没为官奴婢”。
五是官奴婢所生的子女。奴婢的身份世代相袭，奴婢的子女仍为奴婢。唐人颜师古注《汉书·陈胜传》中“人奴产子”时说：“奴产子，犹今人云家生奴也”。奴婢生子复为奴婢的现象在唐代社会也很常见。
六为战场上的逃兵。为了维持战场纪律，这一条规定也早有了。秦律规定：“战死事不出，论其后，又后察不死，夺后爵，除伍人；不死者归，以为隶臣；寇降，以为隶臣”。在这里，“隶臣”指的是奴隶，而“不死者”，则指在战场上的逃兵。自秦汉至隋唐，均沿袭了这一规定。
唐代私奴婢的来源，大致有三种。
一是通过市场买卖获得奴婢。周、秦、汉、唐，古代中国的奴隶市场一直存在。《周礼·地官》称：“质人掌成市之货贿，人民、牛马、兵器、珍异，凡卖债者质剂焉”。这里所说的“人民”即奴婢，是与牛马、兵器之类一样在市场上出售的。后来唐代如果说有所不同，只是政府管理更加严密规范。各地设立的奴婢市场，一般规定将奴婢与牛马牲畜合在一处，称“口马行”，政府规定有“市估价”，即政府指导价；奴婢买卖的手续更严密：“买奴婢、马牛驼骡驴者，依令并立市券。两和市卖，已过价讫。若不立券，过三日，买者笞三十，卖者减一等”。买卖双方必须均有保人，要在市场管理部门办理市券。若是市场管理部门玩忽职守，不及时为买卖奴婢立券的，也有相应的处罚规定：“卖买奴婢及牛马之类，过价已讫，市司当时不立即出券者，一日笞三十。所由官司依公坐，节级得罪。其挟私者，以首从论。一日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在唐代市场，奴婢买卖与牛马买卖的手续完全相同，规定也同样严格，因为均属于大件商品。
二是由官府赏赐而获得奴婢。秦律规定，立有军功者既可获得爵位，又可受赐奴隶。唐代也是如此。尤其是唐代初期，皇帝赐予臣下奴婢的情况屡见于史载，如唐初李靖因平定江南受赐物千段、奴婢百口、马百匹，李孝恭因平定江南受赐甲第一区、女乐二部、奴婢七百人。
三是由私家奴婢生育获得奴婢。奴婢所生的子女，所有权不属于父母，而属于奴婢的主人，仍属于主人财产。唐律明确规定：“奴婢即同资财，即合由主处分，辄将其女私嫁与人，须计婢赃，准盗论罪”。奴婢所生子女被视为主人的当然财产，奴婢本人无权擅自处理，如果奴婢把自己的女儿私自嫁人，要按盗窃主人财产论罪。
二是因为本人犯罪，籍没为奴隶的。这是中国的一条老规矩。《尚书·甘誓》、《汤誓》中已有“予则奴戮汝”的话。据1975年从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秦简发现，秦代有多种罪名可“没为官奴”，如偷盗、以剑及兵刃伤人、诬陷、盗食官府祭品等。唐代对犯罪较轻微的，处以杖笞或徒刑，犯罪较重而尚不及死刑的，则一般“籍没为奴”，即吊销其原先属籍，归属于奴婢。《旧唐书》称：武则天执政时，“天下犯罪籍没者甚众”。
三是因亲属犯罪而被诛连籍没为奴的。《唐六典》中，对把犯罪人员的家属籍没为奴有专门规定：“凡反逆相坐，没其家为官奴婢”。“诸逆反及大逆者，皆斩；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绞；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子妻妾亦同）祖孙兄弟姐妹，若部曲资财田宅，并没官”。犯了逆反大罪的，家中1岁以上的男性亲属全部绞杀，15岁以下男性亲属及女性亲属全部没籍沦为官奴。《新唐书·刑法志》也记载：“反逆者，祖孙与兄弟缘坐，皆配没”。在激烈残酷的官场斗争中，这类逆反大案不时出现，犯罪者家属成为官奴婢的一大来源。
奴婢、部曲，官户、杂户，都是唐代的法律规范用语。民间对他们的称呼还有其他种种，如家童、家仆、婢仆、僮奴、婢妾、青衣、苍头、厮养、奴仆、仆贱、仆隶、贱隶、仆厮、家人等等。其中，有的称呼较明白，如苍头、青衣，完全是奴婢的同义词；也有的称呼较含糊，如家仆、僮仆、奴仆、厮养等，多半是指奴婢，但有时也指具有“良人”地位却依附于士人家庭的佣人；还有的称呼更含糊，如家人，既可指奴婢，也可指家中任何人，甚至指妻儿老少，显得挺人性化、对奴婢挺抬举的。但不管怎么叫，奴婢仍是奴婢，他们的法律地位是改变不了的。
唐代依靠的是严格的籍帐制度，兵有兵籍，民有民籍，匠有匠籍，奴有奴籍。官奴婢、官户的名籍由各司编造，“每至孟春，本司以类相从而疏其籍以申。每岁仲冬之月，条其生息，阅其老幼，而正簿焉”。每年春天制表上报，冬天核查点验，有板有眼，毫不含糊。寺观的奴婢、部曲名册，则附于僧尼籍与道士籍之后。
民户的奴婢、部曲登录于自报的手实与各县编造的户籍及九等定簿等。无论寺观或民户，奴婢、部曲的除附增减手续均极其严格，奴婢因死亡除名要有5个证明人签字画押，经政府验实后方能削籍，从奴婢名册中删除。买卖奴婢要集保人，立市券，申牒除附，保人必须有5个，以核实、证明所买卖奴婢的身份不假，还要由奴婢本人在市券上签字划押，“承贱不虚”。官民僧道出门远行要携带州县有关部门签发的“过所”（古代的通行证），如要携带奴婢、部曲同行，必须在过所上载明所带奴婢、部曲的名年、来历，并附录买卖奴婢时所立文券的抄件，五保（5名保人）与里正也须证明其所带奴婢“并非寒盗诓诱之色”。
在这种制度下，如果正常人家里没有奴婢才是一件怪事情。
在封建皇权社会前期，唐代的奴隶制度甚至形成一个高峰。
唐代官奴婢的来源，主要有六种：一是战争中所获的俘虏。在隋末荡灭群雄的战争中，掳获大量战俘。唐律规定：“人钞之俘，归于司农”，战俘由司农寺负责管理。唐高祖李渊曾多次以这些战俘为奴婢赏赐功臣。这是一条传统的来源渠道，但唐代前期一百多年间，基本上没有战事，这种渠道很快枯竭；唐代后期虽然战争频繁，但战事各方都需要大量兵力，战俘多用于补充战斗减员，也很少再作奴婢使用了。
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奴隶呢？难道唐朝也是奴隶社会？
当然不是！
唐朝是以士人为主体的朝代，士人位居皇权社会的上层，读书做官而不事生产，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凡事离不开人家侍候。侍候他们的是什么人？奴婢。从这种意义上说，奴婢是与士人共生的社会群体。
《唐律》规定：奴婢名籍户册，“每一岁一造计帐，三年一造户籍。县以籍呈于州，州呈于省，户部总而领焉。州县之籍，恒留五比，省籍留九比，凡公私良贱一周知之。”有户籍、手实、九等定簿可以互相核查的籍帐登录在案，而且在户部保存7年之久，奴婢们纵有天大神通，能逃脱它的控制么？
总而言之，唐代各种人户的法律地位，均以律令为定；各种人等的法律法定身份，均以帐籍为定。凡是隶名奴籍而又没有放免者，不管其主人对他的态度如何，不管如何受到信任重用，终究仍是奴婢，一旦失宠，仍将被鬻卖，受苔罚，乃至杖杀。
反正《唐律疏议》明确规定：部曲“与良人有殊”，仍不能算良人。在户口帐籍上，部曲与奴婢依然都算“贱口”；在户口登记上，也把部曲与奴婢集中登记在良人之后；与奴婢的不同之处是，奴婢有名无姓，部曲有名有姓。说到底，仍和奴婢差不多。
在唐代稍有身份的人家普遍畜养奴婢。所以，政府在分配宅基地时也考虑到了这一点。据《通典》记载：隋代规定“其园宅率三口给一亩，奴婢则五口给一亩。”唐代是“应给园宅地者，良口三口以下给一亩，每三口加一亩，贱口五口给一亩，每五口加一亩，并不入永业田之限。”
当然奴隶也不便宜，尤其是知名度很高的新罗婢、昆仑奴和胡姬，价格更是高的吓人。
唐代的奴隶是公开买卖的，一般地点就设在买卖牲畜的旁边，初唐时期因为战乱，大量的战俘被卖到市场，这时的价格最低，长安一地奴隶就占人口总数的二三成。随着大唐盛世的到来，奴隶的来源越来越少，价格也就水涨船高。
唐代户籍按社会职业把居民划分为士、农、工、商四类（这个时期商人的地位还不算最糟糕，地位的差别也远没有明清时期悬殊，但也是最末一等），并不包括奴婢。也就是说，奴婢并不是一种职业门类的划分，并非社会服务行业人员，而是与士、农、工、商不能平起平坐相提并论的人。唐代等级制度先把人划分为“良”与“贱”两大类：“良”，也称“良人”、“良口”，包括士、农、工、商及僧尼等；“贱”，也称“贱人”、“贱口”，是身处社会最底层，饱受压迫欺凌，毫无人格尊严，失去人身自由的奴隶，只能如牛马一般依附于士人阶层存在。
唐代奴隶阶层是一个庞大的群体，除了奴婢外，还包括官户、杂户、部曲等。杂户是因前代犯罪而没官、散配诸司驱使的官奴；官户是蕃户的总称，即前代配隶人户或本朝配没的少数民族战俘人户；部曲是被主人“放免”之后，仍留在主人家效力使役的奴婢。这些人的身份虽有细微区别，但均属“贱人”。
例如，部曲，是奴婢被主人放免后获得的身份，既然说“放免”，放开、免除原先的奴婢身份了，怎么还是与奴婢同类呢？这也算得一种中国特色，大概和“摘帽”的意思约略相似，凡中国人都能心领神会。
士人的生活一天也离不开奴婢，没有奴婢们料理家务、劈柴生火、做饭洗衣、打扫庭院、鞍前马后随从侍候，他们的优越生活立即会陷于瘫痪。
《唐律》明确规定：“奴婢贱人，律比畜产”。奴婢是士人的财产，和牛马牲畜一样，必须依附于主人而存在。
到唐代近一年的时间，许多观念都在悄悄的发生变化，就连甄乾一开始厌恶至极的奴隶制度也不再抵触。
都说存在就有其合理*隶制度也是一样，显然这时候谈论民\/主和自由就显得愚不可及。强权和意味着服从和接受，那些想改变现状的人不是变成了粪土，就是被一棍子打死，再踏上一万只脚，和阎王爷喝茶聊天去了。
奴隶作为强权的一部分和最好的体现形式，受到了金字塔顶端的贵族拥护和支持，任何人触碰这条底线都会遭到无情的扼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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