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吕思勉、饶宗颐等学者之说，《三五历记》和《述异记》中的“盘古开天地”创世神话本源于印度，是在佛教东传之后“杂彼外道之说而成”。既然是“杂彼外道”，那么其中就也含有中国本土的成分。如佛典《摩登伽经》述及外道之围陀多变[16]。而在《三五历记》的盘古传说中则是：“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数起于一，立于三，成于五，盛于七，处于九，故天去地九万里。”按《三五历记》的“九变”之说是取于《周易》的“天阳”之数，与汉代的易学有密切的关系。如《京房易传》卷下云：“一、三、五、七、九，阳之数。”《易纬·乾凿度》云：“易变而为一，一变而为七，七变而为九，九者气变之究也……一者形变之始，清轻上为天，浊重下为地。”汉代的易学本于先秦的《老子》和《易传》，由一气而分化出天地，即《淮南子·天文训》所谓“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这在秦汉以后成为儒、道两家普遍认可的常识。《三五历记》的盘古神话也讲“阳轻为天，阴浊为地”，这在两汉儒、道学说的背景下毫不足奇，然而它一定是讲在老子哲学之后，而不可能发生在老子之前的中国远古。“阳轻为天，阴浊为地”本是讲由一气分化出天地的自然演化，所谓“阳轻”“阴浊”就是讲天地之所以分化的原因，而《三五历记》又把盘古说成是开天辟地的创世之神，这就是“杂彼外道之说而成”了。
《五运历年记》所谓“元气蒙鸿，萌芽兹始，遂分天地，肇立乾坤，启阴感阳，分布元气，乃孕中和，是为人也”，这也是中国本土之说，惟后面的“首生盘古，垂死化身”云云乃是“杂彼外道之说”。中国古代的气论思想在先秦时期已有较高程度的发展，而“元气”概念始见于战国末期的《鹖冠子》，至汉代乃大为流行[17]。《五运历年记》讲“元气蒙鸿”，这也只能是发生在汉代以后，而不可能为先秦或中国远古之说。
依吕思勉、饶宗颐等学者的考述，盘古开天地的创世神话产生于佛教东传之后，不应早于东汉末年。在此之前，盘古之神不见于中国的古籍和古画。然而在此之后，却“传之甚广”，不仅见于《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绎史》、《通鉴续编》、《唐开元占经》、《古今律历考》等类书、史书和天文学著作，而且也被汉魏以后的神仙道教所吸收。如传为葛洪所作的《枕中书》。[1八]
“盘古”成为道教的“元始天王”，这当然也是“杂彼外道之说而成”了。见《云笈七签》卷三《天尊老君名号历劫经略》。[19]在这里，“盘古”已由创世之神降格为“天尊老君”的下属。又《云笈七签》卷五十六《诸家气法》。[20]显然，这是在《易纬·乾凿度》的“五太”（即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太极）之说的后面再加上《五运历年记》的盘古神话。又明代邢云路《古经律历考》卷二十八在“道藏”条下有云：
道言太上灵宝，先天地而生，然后有天地。数起于一，立于三，成于五，盛于七，极于九，故天去地九万里。虽然这里讲的是道教的“太上灵宝”，而没有讲“盘古”，但“数起于一……极于九，故天去地九万里”则分明是取自《三五历记》的盘古神话。
不仅道教吸收了盘古神话，而且在儒、释著作中也有采纳盘古之说者。如宋代理学家胡宏所作《皇王大纪》，虽然认为“世传天地之初如鸡子，盘古氏以身变化”云云乃“讹失其真”，但仍以盘古氏为“三才首君”（《绎史》卷一所谓“作史者目为三才首君，何异说梦”，即是针对此）[21]。元代的释念常所作《佛祖历代通载》，在首述“七佛”之后亦以盘古为“首君”。按盘古传说的原型本被印度佛教视为“外道之说”，而经中土的传衍，却也被纳入到中国佛教之内了。
从盘古神话在汉魏以后“传之甚广”，被广泛吸收并加以多种演绎看，在中古国西南少数民族中有把“檠瓠”祖先演变为“盘古”者，将其传唱为“开天辟地生乾坤，生得乾坤生万物，生得万物人最灵”的创世之神[22]；又有学者在上世纪八0年代经民间采风调查，访得在河南桐柏山一带有盘古山、盘古庙以及“盘古出世，开辟天地，补天、战洪水、除猛兽，发明衣服”等神话；这些少数民族的盘古“史诗”和中原地区的盘古“神话群”，虽然都有一定的依据，但实际上同汉代以后文献中的盘古传说一样，只能说明其“传之甚广”并有多种演绎，而无任何证据足以说明其发生在老子哲学之前。[4]
先秦说
一个时期以来，有关盘古神话的渊源，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学者认为，盘古之名最早见之于三国吴人徐整的《三五历纪》、《五运历年记》中，先秦著作无盘古名号，并以“盘古入籍晚”为由，来否定盘古神话的原始性和民族性，提出不应把盘古神话列为中华民族的先民创世神话。这种说法虽然失之偏颇，却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对此，必须作出应有的回答。三国之前真的没有盘古神话吗？三国之前，不但有盘古神话存在，而且在民间已经广泛流传，也有文字记载，相当详尽成熟。[24]
民间的盘古传说早于历史典籍的记载，但是民间的传说究竟起于何时何地却一直苦无确切的历史记载。从逻辑上来说，最早传播盘古文化的地方应该是传说中盘古开天辟地的所在——盘古山。从流传时间上看当早于秦汉，从流传的地域空间上看，是在“吴楚间”[25]。
在李元星所著的《甲骨文中的殷前古史》一书中，作者在殷卜辞中查到有关盘古、王母、虙农黄即三皇祀典的卜辞约190条。其中盘古6条、用虎祭祀的王母1条、虙（伏羲）、（神）农约20条、“虙列山”三字单、双、繁、简四式合文约40条、黄帝不下百条。遂从卜辞的祭祀对象中发现并归纳出殷人的盘古→王母→三皇→五帝的古史知识体系。作者还尤具苦心地以一百八十多条卜辞（见本书第21页）论定了中华文明“人文初祖”黄帝的实际存在，使疑古派不攻自破。[26]
远古说
有“活的化石”之称的原始神话，不单纯是人类童年社会先民凭原始思维创作的“口头文学”，也具有原始先民向后世传递史料信息的意义。而古石初画、初文古字则是原始神话的载体。往往一个古代石刻、一个原始符号，能充分地反映出原始先民的文化思维活动，为我们揭示早期人类文化思维活动提供了最直接、最可靠的素材。在我国出土的铜器时代的一个方鼎上，有一个奇特别致的符号。[27]
它所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根据郭沫若等学者对甲骨文中“盘”字的正确认识和先存在于中国又在世界上多处出现的十字崇拜之十字的原始含意，可以认定，符号的两边是“盘”字的初文简刻，中间之空心十字图案，乃是十字崇拜的上神，是代表神祖的符号，这个符号应当念为“盘古”，有如中国文字中的单纯词尴尬、囹圄等一样是不能分开使用的，只不过这个符号把盘古二字合而为一了。这种简朴古拙的作法倒也符合万物起始也简的道理。此符号虽见之于铜器之上，但不可以说它就产生于铜器时代。
其实，它在铜器时代之前就已经产生。由于生产力的限制，人们只能把这一神圣的符号记在心里。而进入铜器时代之后，人们才有能力把它形之于铜器。在史前社会，既有盘古之名的记载，理应有盘古之事、盘古神话在史前社会的存在，已经不是问题了。还有一个更能说明问题的例证，那就是云南沧源岩画。
据专家考证，这幅岩画为二万年前原始人的作品，岩画的内容是：一人头上发出太阳之光芒，左手握一石斧，右手拿手一木把，两腿直立傲视一切。这种形象与盘古立于天地之间，用斧头劈开混沌开天辟地的传说正相契合。至于人首所呈现的太阳之状，则是反映了原始先民对太阳神的崇拜，也是对盘古把温暖送给人间的希望祈盼，对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它看作是盘古神话的原始因子。据此，盘古神话信仰在二万年前就已诞生[2八]。
大王岩画出现于麻栗坡县，根据《文山学院学报》刊载诸篇论文和《中国文明起源》、《人类文明溯源》、《史前易学》等著作的研究成果，大王岩画的两巨人像具有如下特点：
1顶天立地的画像，在大王岩画当中出现了。而且确实是“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盘古日长一丈”。
2大王岩画的两巨人像出现了以手指表示数字，以奇偶数字表示男女的画像，可以肯定“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这样的神话传说，有大王岩画这样的考古证据支持。
3大王岩画有“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的证据。这个证据出现在什么地方呢？出现在大王岩画两巨人像的头上。现在，我要重点讨论这个问题：
大王岩画出现了盘古神话所需要的诸种要素，可证大王岩画就是盘古开天地的考古证据！[29]
吕思勉在《盘古考》中把《述异记》中的“先儒说”、“古说”和“吴楚间说”区别于《三五历记》之说和《述异记》的首两说，这对于人们分析中国古代神话与“盘古开天地”神话的不同仍是有意义的。吕思勉认为，《述异记》中的后三说与《山海经》中的“钟山之神，名曰烛阴，视为昼，瞑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云云有相似之处。人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关于伏羲、女娲以及神农、黄帝等等的神话传说，也与《山海经》中的神话传说大致属于一类，即它们都是讲“天地开辟”以后的事，而不是讲类似于“盘古开天地”的创世神话。因此，即便是“盘古”与“伏羲”音近相通，“盘古”是从“伏羲”演变而来的话，那么，此“盘古”的前身也并非后来那位“开天辟地”的盘古。
学界又有“盘古”与“槃瓠”音近相通的观点，而关于槃瓠的传说始自《后汉书·南蛮传》。[12]按“高辛氏”即传为“五帝”之一的帝喾，是黄帝的曾孙，在少昊、颛顼之后，尧、舜之前。“犬戎之寇”发生在西周时期，故而关于“槃瓠”的传说当是西周以后所编造[13]。夏曾佑在《中国历史教科书》中说：“今按盘古之名，古籍不见，疑非汉族旧有之说，或盘古、槃瓠音近，槃瓠为南蛮之祖……故南海独有盘古墓，桂林又有盘古祠。不然，吾族古皇并在北方，何盘古独居南荒哉？”童书业认为，夏氏的这个说法是对的，但也有疑问：“为什么南蛮民族的祖先会得变为开天辟地的人物？”[14]吕思勉在《盘古考》中说，对夏氏的说法“予昔亦信之，今乃知其非也”，“凡神话传说，虽今古不同，必有沿袭转移之迹，未有若盘古、槃瓠之说，绝不蒙者”[15]。确实，“盘古”与“槃瓠”虽然音近相通，但是前者为“开天辟地”的创世之神，后者只是“高辛氏”之帝犬或南蛮之始祖，二者相差悬殊，绝不相蒙。
《六韬》中的“盘古之宗”不只是一个神名问题，而且关系到“天道清净、地德生成、人事安宁”等天地人和谐统一的问题，其思想是正宗的中国传统观念，没有什么佛教思想。“外来说”显然是站不住脚的。[10]
渊源探究编辑
汉代说
汉墓中的盘古壁画(4张)
最高信仰之神[11]，无论在甲骨金文还是在传世文献中都是如此。孔子述而不作，好古敏求，他说“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此即以“天”为最高的范畴，它是尧、舜等古帝王效法的楷模。老子原创性地提出“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老子》二十五章），由此，“天地”才不再是自古固有的。于是在以后的中国哲学中，才有了《易传·系辞上》所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按“两仪”即天地，《系辞上》在“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句后有云“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庄子·大宗师》所谓“夫道有情有信……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以及《淮南子·天文训》所谓“道始于虚霩，虚霩生宇宙，宇宙生气……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从这一思想的发展脉络看，没有任何根据说盘古开天地的创世神话在老子哲学之前就有了，而只能说其产生于汉代哲学之后。
如许多研究盘古传说的论著所引，先秦时期追问天地的起源，较为典型的史料是屈原《天问》所谓。史料的背景应是老子提出了“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又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四十二章）屈原是就此而追问天地万物如何产生的究竟，其中还提到了“女歧无合，夫焉取九子”、“女娲有体，孰制匠之”等神话，这些神话都是讲天地开辟以后的事，人们从中看不出有盘古开天地的线索。
然盘古公元一世纪已在河南、山东地区有广泛分布，其中一例的确凿年代为公元八6年，一些神像可能早至新莽年代。从而推了“盘古来源于印度”的说法[5]。王晖先生近来著文,提出盘古是上古中国土地神“亳”的音变,并否认盘古神在古代神话序列中最晚出现，而被积薪式地列为时代最早、地位最高的创世主神的说法1。此文在提示我们从中国本土文化中找寻盘古神话的根源，以及重新将盘古神话纳入史学考察的范围等方面,具有启发意义[9]。
正如王文中所归纳的,历来关于盘古来源的讨论可大体归结为“本土说”与“外来说”两种主要观点2。持“本土说”的学者主要从两方面立论。其一没，多将“盘古”与“瓠”相联系，然瓠本是神犬，而盘古是巨人；且瓠最初并无开辟天地、创生万物的神迹或如闻一多、常任侠等先生认为盘古即是伏羲的青转。李福清已辨其非，这些都是基于所谓音转的证据而事迹却往往不相符合，故结论很可怀疑。其二，多有用近世乃至现当代搜集的民族学二民俗学材料来论古代盘古来源者，这种方法面临的挑战更多。而持“外来说’的学者则大都没有正面回答：如果三国以前没有盘古神话，中国本土文化传统中又是如何解释天地生成的谁又是开辟和创世的大神？此外。双方学者在使用基本史料时，对史料来源追查不深，使原本有限的史料，定年不清，意涵发掘不够，直接影响了对盘古神话传衍历程的正确理解[9]。
“本土说”除了王晖的新论，多有主张盘古是“盘瓠”的音转，盘古传说出自苗民盘瓠神话者,如清人苏时学《爻山笔话》、李慈铭《越缦堂日记》乙集、民国夏曾佑《中国古代史》、闻一多《伏羲考》等。茅盾认定盘古神话本发生于南方,见《中国神话研究ab》，192八年初版,此据其《神话研究》,百花文艺出版社19年版,第163—165页。杨宽认同盘古与盘瓠的音转关系，却否认其出自苗民神话，认为出自北方或西北，见其《中国上古史导论》,193八年初刊，此据《古史辨》7册上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八2年影印本，第156—175页。主张盘古来自《山海经》中烛阴(烛蘢)神话者,有顾颉刚、杨向奎《三皇考》，《古史辨》7册中编，第151—155页。刘起《开天辟地的神话与盘古》,19八八年初刊，此据《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4—91页等。“外来说”除极少数主张来自巴比伦文化外，更多主张盘古传说来自印度婆罗门神话，然也各有不同。有主张盘古原型乃tan者，如明人马欢《瀛涯胜览》;有主张盘古为braha的音译，如何新《诸神的起源———中国远古太阳神崇拜》，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第240—249页。高木敏雄氏于1904年出版《比较神话学》，提出盘古为吠陀神话中原始巨人布路沙之说。此说
从中国上古以及先秦时期留下的史料看，在老子哲学之前，“天”或“帝”是
汉墓中的盘古壁画
事实证明，盘古神话从古至今，已流传了好几千年。但近代曾流行“外来说”。其主要观点有：1、印度是世界上神话、故事的重要发掘地，盘古神话的两大母题（卵生神话母题、尸体化生母题）在印度《吠陀》神歌中都可找到。2、后汉所译佛经《摩登伽经》等里的大神安荼义为鸡卵，安荼神话中包括此两大母题。徐整写作时可能看过此经。3、印度婆罗门教创世大神梵天（简称“梵”，其读音与“盘”或“盘古”相近）。
这些观点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仔细分析一下，是不大可能的。在汉代即有记载的《六韬》“大明”篇（传为周初姜太公子牙所著，不是没有可能），早已记载“盘古之宗”是不可动摇的。早已有的盘古，怎么会忽然成为印度进口的。这当然是绝无可能的。
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盘古是代表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转变，男权取代女权成为社会最高权力中心，为维护父系社会的正统性，由汉末御用文人窃取女娲创世的功绩，杜撰出来的神话，如在苗族等少数民族的女娲传说中，盘古传说与女娲传说有许多雷同之处，如两者拨开混沌开辟天地，死后化为世间万物等。但因为盘古神话早已深、入人心，现在对其正统性只能持保留意见，期待日后研究史料找出确凿证据。
盘古传说最早出现在三国文人徐整的《三五历记》。[6]又有《五运历年记》记载其化生万物。[7]《中国哲学史》教材引用了这两段史料。对于盘古传说是否反映了中国远古传说的真实情况，教材论证说：“盘古创世的神话传说虽不见于先秦文献，但正如吕思勉所说：‘今世俗无不知有盘古氏’，‘盖其说甚旧，故传之甚广’。由此推断，由于远古时期没有文字，加之我们的祖先又有述而不作的传统，因此，这一神话传说，形诸文字虽晚，但其内容的发生应在很早的远古时期，是千百年来中华先民口耳相传的结果。”[八]
最足重视，惜只见叶舒宪《中国神话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329页对其说有引证。此外，认为盘古神话乃通过汉末魏晋间佛经汉译而得传布者,见吕思勉《盘古考》，《古史辨》7册中编，第14—15页。饶宗颐《安荼论与晋吴间之宇宙观》,1965年初刊,此据《饶宗颐史学论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47—366页;《围陀与敦煌壁画》,《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版,第16—26页等[9]。
据《淮南子》等古书记载具有创世神格的是昊天上帝、伏羲等。在东汉中后期，因为原来掌管天地开辟的本土最高神太一地位逐渐下降，从而为一个新的开辟大神出现提供了空间。但中国古人在接受外来观念时，向来都是进行有选择的汲纳。汉末唐宋间的中国古人接受吠陀经典中巨人尸体化生的神话后，并没有放弃本土原有的气化宇宙论。盘古神话虽出，盘古虽然逐渐挤掉太一成为开辟之神，但来自印度的宇宙论观念却始终不能够取代中国固有的宇宙生成论。自三国至唐宋，盘古神话的文献记载之所以如此少见，且多见于“述异”之记、道典秘笈，或是文人戏谑之作，也应是其实际影响有限的一种反映。20世纪初被古史辨派戳穿的“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的神话，也许本就不曾是宋明以前人们的普遍观念[9]。
盘古神话“外来说”，站不住脚
盘古像
盘古像(2八张)
盘古（中国上古神话人物）
中国民间神话传说人物，在昆仑山开天辟地，盘古神话叙事见于《三五历纪》、《五运历年记》、《述异记》等。[1]盘古的化万物一说最早出现在南朝梁人任昉所作的《述异记》，最早形象见于《广博物志》和《乩仙天地判说》为蘢首蛇身、人面蛇身[2-3]。[4]
一部分学者认为，因为盘古是中国神话体系中最古老的神，它的产生很古老，长期流传在人们口头[5]，直到三国时才由吴国文人徐整记录下来。但19八6年饶宗颐先生发表的《盘古图考》，指出汉末兴平元年，即公元194年，四川益州讲堂石室已有盘古像。饶先生的这一成果，不仅将盘古出现的时间上推到公元二世纪末，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提供了启迪：神话与宗教是一个事物的两面体，语言与神像联系在一起，两方面的研究可以互证。[5]
阅读洪荒都市之最强玩家最新章节 请关注完美小说网(www.umixs.in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