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建军：“有肉没有酒，怎么能行呢？”
邵兴旺：“小商店有啤酒，我去买两瓶。”
邵建军：“啤酒喝到嘴里跟喝马尿一样。”
邵兴旺感到好奇，随口问了一句：“邵叔，您喝过马尿？”
邵建军：“没喝过！”
邵兴旺：“我还以为您是老革命，在战争年代喝过马尿。”
邵建军：“没有，我也是听别人说的。你等着，我去拿瓶西凤酒。”
两位邵姓男子吃着喝着，喝着聊着，一会儿邵建军的话匣子就打开了。
邵建军：“小邵，全厂一万两千名职工，我就佩服你一个人。”
邵兴旺感到莫名其妙，问：“为什么？”
邵建军：“这间屋子，经常闹鬼，你不怕吗？”
邵兴旺笑了笑：“邵叔，您喝慢点，我看您都没我酒量好，才喝几杯，您就大了！”
邵建军：“我没喝大，我给你说正经事情。”
邵兴旺问：“咋啦？”
邵建军：“你晚上睡这屋，半夜没有女人趴你窗户上，叫你名字？”
邵兴旺：“谁吃饱了撑得睡不着，半夜趴我窗户上叫我名字干啥。找我直接敲门不就得了。”
邵建军：“在你之前，有个新来的大学生，住了两天，就遇到了那个女鬼，吓得精神都出了问题。”
邵兴旺：“我都住了块一年了。好好的。怎么没遇到。你说的这些东西，都是迷信。迷信，你迷，就信了。你不迷，就不信。”
邵建军：“你是咱邵家人，我才给你说真话。这屋子，一年前死过人，咱们厂的厂花，在你住的屋子里上吊自杀了。后来房管所，把这屋子重新粉刷了一下。在你来之前，没一个人敢住进去，甚至走到门口，都不敢朝里看。”
“怪不得门框上的玻璃，都用报纸糊着。”邵兴旺说。
“这个上吊的女人，是厂里的一朵花，人长得非常俊，她在车间上班，用微薄的工资，供自己的男人上研究生，上博士，最后她男人去了美国，看上了别的女人，和她离婚了。那男人是当今陈世美。这女人也要强，想不开，就直接上吊了。死的时候，穿着红裙子。是我把她从绳上取下来的，脸都变紫了，舌头也吐出来，吓人得很。你看，绳子当时就挂在吊扇的那个U型铁环上。”邵建军说。
“怪不得我的房子没有吊扇，我还以为被对门的谢老师拆下来装到了自己的房间呢。”邵兴旺说。
“他妈的！那个管宿舍的就是个坏（方言，坏在这里读平声hā）锤子，欺负你们这些刚进厂的学生娃！”这位跟邵兴旺一个姓的老男人，当着邵兴旺的面，狠狠地骂着那个管宿舍的常主任。
“谢老师怎么也不知道？”邵兴旺疑惑地问。
“谢老师知道个屁！他和你一样，刚来的。你是大学毕业分来的。他是从外县一所乡下的学校调来的。”邵建军说。
邵兴旺不知道这个姓邵的老男人，为什么非要把这个故事讲给我听。是闲得无聊，与他说说闲话呢？还是为了在他面前证明，那个房管所的常主任，不是个东西呢？
邵兴旺不得而知，但听完关于这间宿舍的故事，反而很平静，觉得没什么。邵兴旺是布尔什维克，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入了党，也是一名唯物主义者，不迷信，也不在乎，别人两人一间宿舍，他刚好一人住个单间。读书备课需要安静，没人打扰，他觉得潇洒自在，没有一丝一毫的害怕。饭照样吃得饱，觉照旧睡得香。
知道这屋子死过人的那些老职工，都佩服邵兴旺的勇气和胆量，他也常听别人骂管宿舍的那个秃顶的常主任，不是个东西，是个坏（方言，坏在这里读平声hā）锤子。
邵兴旺想，这些骂他的人是不是都受过他的欺负。
不过小时候，邵兴旺倒是听说过他们的祖先是南方人，后来随军打仗来到北方，就把家建在了这里。有人说是元末明初时的事，也有人说是明末清初的事。一帮打仗拼命的，都是大老粗，能活下来都不错了，谁还有心思去做个家谱。谁知道呢？
不过眼前这个同样姓邵的人，倒是愿意走进邵兴旺老师。
走到熟食区，邵兴旺买了半块猪头肉，一包油炸花生米。没有菜怎么行。
从小家里种菜，各种各样的新鲜蔬菜，邵兴旺从小就爱吃。可以说，只要是菜，没有邵兴旺不爱吃的。于是，他又在卖凉拌菜的摊上，买了一点凉拌菜。
回到宿舍，他把肉和菜倒进了学校新发的搪瓷盘子里。
邵建军：“摩托车坏了，我刚推过去，还正在修理呢。一个人，吃啥好东西呢？”
邵兴旺：“这不发工资了吗？我改善一下伙食。刚好，一块儿来，给，筷子！”
这邵建军虽然也姓邵，却是南方人，和新沣县邵家棚村的邵氏家族没有什么关系。
一旦工厂裁员，下岗再所难免。节俭，似乎成了延续生活的唯一方式。父母，妻儿，在遥远的乡下也以同样的方式，等着他们退休回家，顺顺利利地熬到退休，拿到退休金，成为他们对未来生活最美的期待。
他们总会说，等我退休了，我要怎么怎么样？为了远方的亲人，为了美好的退休生活，他们像一只只老牛一样，默默地耕耘，默默地等待。他们极节俭，即便一个人，也会自己做饭，几乎从不去厂里的餐厅，或者到外面下馆子。他们对自己用血汗换来的每一分钱都极为重视。
一下班，这楼道里便热闹起来，炒菜声不绝于耳，烟熏火燎的气息，常令人无法呼吸，但喷香的味道，也令人垂涎三尺。
宿舍门打开着，一姓邵的老单身职工路过，把头探了进来。
邵兴旺：“邵叔，是你呀，今儿怎么没有去钓鱼？”
邵兴旺在这间宿舍住了近一年。
发了工资，邵兴旺突然想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于是一个人来到菜市场。
企业效益差，经常拖欠工资，即便这样的工资好多年都不长，也仅仅只能维持日常生活，他们却很少有人愿意离开企业，去别的地方谋生，或者从事别的工作。
“其它啥也干不了，我只会干这个。”这是他们常说的一句话。
每到半夜，趿着拖鞋上厕所的脚步声会吵醒邵兴旺。先是一楼的某个宿舍门被拉开，接着是拖鞋急切地拍打楼道和楼梯的声音。
面对满地的尿水和刺鼻的味道，有人总站在厕所门口方便，之后，再打一个哆嗦，又急又切地小跑回宿舍。
只要不是大雪纷纷的寒冬，邵兴旺宁可多走三百米到对面的男单身宿舍，也不愿到7号楼二层上厕所。湿漉漉的水泥地上永远覆盖着尿水混合物，需要他踮起脚尖。上完厕所，他会把里面浓烈的氨气味带到楼道，带回宿舍。霉味、尿骚味、水房里洗衣粉的味道，顽强地驻扎在里面，怎么赶也赶不走。
一楼还有几户职工家属。这是唯一男女混住的单身楼。谢老师和他新婚妻子小丽就住在邵兴旺宿舍对面。
邵兴旺住在一楼，宿舍挨着楼梯，楼梯又挨着公厕和水房。这里阴暗、潮湿，霉味和尿骚味充盈其间，走进去，你会不自觉地想起贫民窟这个词。
放完学生，邵兴旺在街边的小摊上吃了一点东西，便转身返回自己所住的七号单身楼。
邵兴旺住的七号单身楼，是苏联当年援建的筒子楼。三到五层住着女单身，一二楼住着老职工。
这些老职工，多数已在这里生活了二十年。解放后，他们从河南和陕西的农村被招工进厂，成为这家军工厂的产业工人。父母妻儿，多在乡下。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在同一个车间，甚至在同一台机器前，一年又一年，重复着同样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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