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当官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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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甲三祠中的景色很美,也独具特色,常有人到里边游玩观赏。一八七九年四月的一天,在淮宁县办理文牍的徐世昌到此游览,恰巧袁世凯也在园中。

    “巴山蜀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徐世昌在一个亭前,正遥望着远处的景色,触景生情,吟诵起唐代大诗人刘禹锡的那首酬乐天杨州初逢席上见赠诗句。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听到有人接上这首诗的后四句,徐世昌回过身来。

    这便是袁世凯和徐世昌的第一次见面。

    人和人之间是有缘份的,谁说只有情人才能一见钟情?这两个人的这次见面,奠定了这两个民国风云人物一生的合作和友谊。(徐世昌算是民国第三位大总统,本书第三部将专门写他。)

    当袁世凯无意中得知,徐世昌欲去京赶考正苦于盘缠不足时,二话不说便慷慨解囊。

    一八七九年秋,二十岁的袁世凯参加他这一生中的第二次乡试,也是他最后参加的一次乡试。为了迎接这次乡试,他是作了认真准备,也是下了一番苦功的,他也是抱着很大的希望。

    文社的朋友为他和几个参加乡试的学子践行,大家都顺情说好话,说袁世凯必中,他自己自我感觉也不错。

    但是,最后的结果还是没能如愿。期望值越高打击越大,尤其让他受不了的是,和他同社的两个人,平时看上去很一般,根本不为被文社的大家所看好。这一次竟能一举高中,这样,他这个文社的领袖情何以堪?

    在这样的打击面前,他被彻底击垮了。他把他所有的书稿诗文都付之一炬,发下重誓,今生不再参加科举。

    从此,有谁在他面前再提起科举,他便恨得咬牙切齿。

    很多年后,在他做直隶总督时,曾联合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岑春煊,两江总督周馥会衔奏请停止科举,从而将这个害人的制度在神舟大地永远废止。

    每次谈起这件事时,他都特别的自豪,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一件事。还炫耀自己从小就痛恨这个科举制度,言外之意是他自己两次不中,是题中应有之意,像他这样的人,如果能考中,才是咄咄怪事?

    其实,我们知道,这不是真的,不过是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

    科举这条路是走不通还想当官怎么办?天无绝人之路,袁世凯还真给自己找到路了。

    这时候的大清朝一直被外强所欺辱,弱国无外交,和老外打交道总是割地赔款。

    国库早就被赔款赔得空空,这么大个国家,没有钱怎么行,能搜刮的地方都搜刮到了,也没什么可卖的了,穷凶极恶只有卖官了。

    不是偷偷摸摸,不是托关系走后门,而是名正言顺,明码标价。

    人急眼了能看出来,国家急眼了也能看出来。

    花了钱买官,当上了官就得把买官的钱贪回来,买官和贪官应当是可以划等号的。

    分家的时候是分了不少,但再多也经不起袁大少爷挥金如土!官这东西,钱少了能买到吗?没办法,为了支持儿子奔前程,他的亲生母亲刘氏、嗣母牛氏,把所有的私房钱都拿出来了。

    带着两位母亲的拳拳之爱和殷切的希望,袁世凯又来到了京城。旧地重游,想起堂叔袁保恒对自己的关爱与呵护,想起和敬爱的堂叔在一起的点点滴滴,袁世凯唏嘘不已,也很伤感。

    想到要进入官场,只能走科举之路,为了能多结交一些写诗作画的朋友,他发起组织了丽泽山房和勿欺山房两个文社。

    因为手头有钱又出手大方,这样的人在任何群体里都是受欢迎的;他很快成了当地文人中的领袖级的人物。诗文虽然写得很一般,但吃人家的嘴短,瞪着眼睛说及句瞎话,喊几声好算不上什么毛病呀?皇帝的新衣 ,整天吃人家的,谁认那个真?时间长了,袁世凯也渐渐有了些名气。

    袁世凯在赈灾时给他叔父帮忙跑腿,有时到下边传达他叔叔的命令,使他对权力产生了特殊的嗜好和想往。享受着发号施令的快感,打心眼觉得当官,大权在握真的很不错。

    第二年夏初,袁世凯的嗣母牛氏患病,他回家探望。

    在嗣母床前照顾,问寒问暖,拳拳孝心使牛氏大为感动。

    合久必分,大凡一个几代同堂的封建大家族,规模大到了一定程度,总是要解体的;人们称其为分家。这时候袁家也正是这样,四世同堂,矛盾重重,拉帮结派,山头林立,各自为政。实在是维持不下去了,只能走分家之路。

    由于属于袁保庆的这一支,袁世凯从分家中得到了很可观的资产。严格管教他的嗣父袁保庆和叔父袁保恒都不在了,自己摇身一变成了一家之主。

    解放了,自由了,自己说了算了。他像一匹无羈的野马,越发放荡。吃喝玩乐一阵子后,想到叔父袁保恒不在了,往上爬的梯子没有了。

    袁世凯也想借此为自己谋个职位,学得很用心,很认真。参加这次赈灾,对他的一生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到了灾区,他首先看到的由于官员的不作为,给其管辖的地盘带来的危害有多大。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写到:“匪患猖獗,……倾有人自渑池、洛阳等处来言,伊地人肉卖二十八文一斤,孙杀其祖母而卖之,弟杀其兄而卖之,种种未闻之奇,无一而足。……数月之后,遍地皆成盗矣!”

    封建制度下的农民这个阶层有二个较为突出的特点,一个是分散,另一个容易走极端。所谓走极端就是:只要有饭吃,只要有一条活路,他们都是可以逆来顺受的,都是听话的顺民。

    这一年的五月,开封送来急信,袁世凯特别敬重的叔父袁保恒不幸得上了传染病。袁世凯急冲冲的赶了过去,还是没能在袁保恒活着的时候见上面。

    和袁保龄、袁保恒之子等护送袁保恒灵柩回陈州。请人看风水,择墓地,安葬了叔父后,因陈州他家有一处房产,他就带着妻子在陈州住了下来。

    遇到灾荒这种特殊的时期,那些个太平官,那些个平日里被人常常称做的好官,这个时候非但没了用场,甚至误事。

    而后者正可以大显身手,大展宏图。

    改以河道总监李鹤年代之。又命袁保恒到河南帮办赈务。

    袁保恒去开封上任时,把袁世凯也带在了身边,一方面是个帮手,另一方面也是想让他学一些作官的本事。

    在跟随叔父赈灾时,袁世凯看到了二种很典型的官员及其行事风格。一种是太平官,习惯于高高在上,在寻常的日子里,生活按着正常的轨道运转,是很难发现他这个官当得怎么样的?

    而有时候,这样的人因为听话,甚至可能不贪不占。平日里中规中矩,善于逢迎,其仕途往往能很顺风顺水。

    另一种人则不但是当官,更要管事、干事。他们体察民情,勇于担当,善于发现问题,努力解决问题。人无完人,这样的人因为有主见,不随波逐流,甚至不好使用。平日里是很难得到升迁的。

    但要是活不下去了,也很容易揭竿而起。如果灾荒把没有活路的,分散的农民因逃荒而聚集起来,是很容易出事的。历史上发生的很多的农民起义,就是这样闹起来的。

    所以,袁世凯的话并非危言耸听。

    这一年,河南遭遇了多少年不遇的大旱灾。全省饿殍载道、哀嚎遍野,出现了人相食的悲惨景象。

    大旱一般要伴随蝗灾,袁世凯的老家项城,蝗虫几乎把所有的庄稼吃光。

    奉命办理赈灾的河南巡抚李庆翱迟延不力,被朝廷撤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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