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春明吞吞吐吐地说：“要我说真话，我也认为派田立业到烈山不太合适。”
高长河恼火了，说：“这话你为什么不在常委会上说？我再三强调要畅所欲言，点名要你说，你为什么都不说？”
文春明辩解说：“我以为你也是走走过场。”
高长河没好气地说：“春明同志，请记住，在我这里没有什么走过场的事，会上不说，会后也就不要说，说了也没用。我们总不能自己刚刚研究决定的事，马上又自己推翻吧？开玩笑呀！”
文春明自知理亏，不做声了。
高长河便也不谈田立业了，将话头转到了何卓孝身上，把自己在何家看到的和想到的都告诉了文春明，最后不无痛惜地问文春明：“……春明，你说说看，你这个市长是不是有些官僚主义呀？和何卓孝共事十年了，都不知道自己下属干部的困难这么大，眼睁睁地看着何卓孝落到这一步，你说可惜不可惜？”
文春明显然很吃惊，也很意外，沉默了好半天才说：“高书记，你批评得对，这事怪我，我确实太官僚主义了，只知道让他干活，忽略了他的生活。事已如此，你说怎么办呢？你能不能和孙亚东打个招呼？请纪委和有关方面再给何卓孝一次机会？老何真这么毁了太可惜了！”
高长河长长地叹了口气：“等孙亚东把情况都搞清楚后再说吧！”
刚放下电话，文春明的电话又到了，谈田立业去烈山主持工作的事，说是姜超林打了电话给他，火气很大，怪他没在常委会上说真话。
高长河便问：“那你说真话没有？”
何卓孝眼中的泪一下子下来了：“高书记，您……您可千万别这样！真解决不了就算了，哪能扣您的工资呢？再说，我母亲恐怕也没几天活头了……”
高长河痛心地说：“何厂长，你别说了，我已经来晚了，很多事情已经没法挽回了！”继而又问，“这些情况，你过去向文市长、姜书记说过没有？”
何卓孝摇摇头：“家里的私事，和你们领导说什么？”
当晚，回到小红楼住处，高长河马上给孙亚东打了电话，没说别的，只要孙亚东抽空到何卓孝家看一看。
孙亚东一时摸不着头脑，问高长河：“你让我到何卓孝家看什么？”
高长河说：“你看到什么就是什么！”说罢，放下了电话。
高长河问：“怎么不送去住院？”
何卓孝苦笑起来，“哪住得起？我母亲是农村户口，没有公费医疗，光看门诊就吃不消了，这不，家电家具都卖光了，老婆也闹得离了婚。”说罢又恨恨地加了一句，“不离也不行，这娘们儿整天折磨我母亲。”
高长河“哦”了一声，又问：“那你上班，你母亲谁照顾？”
高长河气道：“为什么不说？别说是领导，就是同事也得帮你想点办法嘛！”
何卓孝益发感动了：“高书记，您别说了，有您今天这番话，我何卓孝就是累死也不抱怨啥了！您放心吧，我一定会按您的指示把兼并谈判工作早日圆满完成。”
何卓孝忙说：“别，别，高书记，刘主任，我没钱去住院。”
高长河不悦地说：“钱的事你不要管，我请民政局破一回例，让他们解决。”又对刘意如交代，“刘主任，明天你就以我和市委的名义找民政局，要他们想想办法，找一个合理合法的开支渠道交纳住院费。和他们说清楚，特事特办，决不能让何厂长以后再有后顾之忧！如果实在没法解决，就请他们从我的工资里慢慢扣！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高长河指着住着老人的房间问：“这是你什么人，好像病得挺重嘛？”
何卓孝说：“是我母亲，癌症，五年了。”
何卓孝却谈起了工作：“高书记，上海还是要赶快去呀，平轧厂真不能再拖下去了！我知道文市长要面子，我们也会尽量争取最好的兼并条件，但是，必须马上谈呀。高书记，文市长那里，您恐怕还得做做工作。”
高长河点着头说：“是的，你明天就飞上海吧，家里的事不要担心，市里会派人处理，把你母亲送到市人民医院住院，我让刘主任安排。”
刘意如说：“好的，我明天一早就过来安排。”
何卓孝说：“请了个小保姆。”
高长河没再问下去，心里啥都明白了。心情真是沉痛，一个县处级大厂的厂长兼党委书记连自己的母亲的医药费都付不起，人家凭什么再给你卖命？凭什么！不是亲眼所见，他真不敢相信会有这种事。
高长河在刘意如的陪同下走进何卓孝家门时，何卓孝刚到家。
何家的残败景象着实让高长河吃了一惊。一套小三居的房子空空荡荡，没有一件像样的家电和家具。朝南的一间屋里，一个病危的老人躺在床上不时地高一声低一声地**着，整套房子里弥漫着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
何卓孝很不安地说：“高书记，您看您，说来就来，我真是措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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