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定高举的手总算被姚兰发现了。
“我是前一段案件的主办人员……”
“你叫苏定吧？你们的报告我看过几遍了，很有内容。”姚兰赞许地点点头。
“就象您刚才说的，这是个很有头脑的犯罪分子或者团伙，表现出来的计划性和毅力都相当可怕。我不是在为自己推卸责任，但是实话实说，针对这个班级的谋杀极有可能还会发生，所以……”
“所以……你是要我收回刚才的要求，理解你们的难处，甚至调整容忍的底限，给出几个允许被杀的指标？”
姚兰嘴角挂着毫无掩饰的讥讽。
这才是她应有的刻薄啊！苏定暗暗吐了口气。
“当然不是这个意思。”苏定咽了口水，他深感在姚兰面前表达的艰难：
“我的意思是，如果在穷尽了一切手段之后仍然不能阻止悲剧发生，那么，做一个指标性的要求，是否妥当？”
这种挑衅性的问题并没有让姚兰动怒，但确实是提起了她的兴趣。姚兰象征性地举起手边一本书，斜视着苏定：
“需要我向你宣读一下侦查人员的职责么？”
姚兰的举动让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场面登时肃静了下来，过了好一会，边上的厅领导才开口圆场：
“姚处长……真是性情中人啊，耿直！”
“我正是为了客观地分析案情才提出这个问题的。我们是否要确定一个重点的目标？是否要为凶手确定一个基本的犯罪逻辑？您应该清楚，给案件下一个根本不可控的指标，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吧？”
姚兰这时却忽然陷入了沉思，她当然不会幼稚到以为苏定敢在这个场合跟她无理叫板或者讨价还价。
“嗯……我大概有点明白你的意思了。”姚兰大度地冲苏定点了点头。
“是的。恩怨！刚才都在反复提到这个字眼。这绝不是一个单向的谋杀事件，而是……怎么说呢，象是受害者和加害者双方互动的结果。我们以李忠实案件为例，这是一个老实本分的人，是什么原因驱使着他来到这么一个荒无人烟的现场——这个过程根本没有任何暴力或者胁迫的行为发生。说的更直白一点，受害人某种意义上是在配合着谋杀行为！这个推论如果成立，那么……”苏定适时地停止了发言，他相信至少姚兰是听懂了他的话。后者不置可否地嗯了一声，随即边把话题生硬地引开：
“动机，犯罪目的，看似敞开了大门……结果却是疑雾重重啊。”
苏定爽快地表示了没有其他问题，不久会议便结束了。他在犹豫着是否合适跟部领导进一步沟通的时候，姚兰却是主动地把他叫住了。
“你的话我仔细考虑了一下……直说吧，这个想法很危险。”
“是啊。”苏定心领神会地点点头，同时又带了点被堪破心机的无力：
“我怕是参杂了一些不该有的情绪，但是，好像没有办法避免。”
“避免不了，就不要回避。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被这些左右自己的思考，这你应该能做得到吧？或者你该跟上一辈的人多接触接触，比如你的父母，他们都还健在吧？”
“都在。”苏定苦笑着说道：
“都在农村。他们跟城市脱节了几千年，怕是帮不上什么忙。”
“这样啊……靠你自己了！”姚兰很豪迈地拍了拍苏定的肩膀，
苏定并没有因为姚兰的这一巴掌感到有任何的轻松。他与姚兰之间猜谜似的对话，其中隐含的潜台词确实不适合在会议上表述，苏定确信姚兰跟自己已经心照不宣，否则她不会用上“你的想法很危险”这样尖锐的语言。
苏定他们没有成长在那个年代，但不等于一无所知。大量的历史资料、文艺作品让苏定确信，那个时候所通行的社会规则以至价值判断标准，与眼下这个时代有着天壤之别。因此，是非标准势必也存在巨大的差异，这种情形下，侦查人员很容易不自觉地将自己代入那个背景中，或者就是刻意地在情绪上进行严格地切割。这两种状态，无疑将严重影响正常的分析和判断，对于侦查工作来说，无疑，这是很致命的问题。
苏定自信在自己通常承办的其他案件中，已经能够大体上做到不受情绪的影响。这并不是因为他的性格或者精神力上面有什么与常人不同的地方，而是纯粹在一个个血腥的场景下历练出来的能力。这些案件的动机、背景大体上都非常的简单而且熟悉，无非是图财、劫色或者是肮脏的仇恨以及卑劣地如同低等生物般的临时冲动，他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将自己代入这样的角色，也因此在心理上有了一个安全的距离感。但是，眼下这个案件，展现出来的将是一个从未体验过的历史，虽然有所耳闻，但在感知上近乎空白。在时间的流淌中已慢慢地尘封，许多人已经忘记，更多人根本就不了解。现在，这个未知的背景将被揭开，呈现在眼前的又会是怎样的一种画面？苏定不认为自己有足够的掌控能力。
但苏定也知道，不能总带着个人这些乱七八糟的疑虑。所以他点到为止，没有在姚兰面前表露出更多的担忧。检察院那边不用指望了，职务犯罪这样的考虑，在五个被害人杂乱的职业背景上没有什么说服力。按照分工，接下来的一线工作，基本上还是他们为主承担。
“嗯……”姚兰沉吟了片刻，显然她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而且，随着工作的开展，所可能遇到的将比预计的更为复杂：
“我曾经在信访部门工作过，你所说的，我很有体会，即便就是在法律的溯及力方面就存在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是的，根本无法正常地解决！不过……我刚才说过，至少从现在开始要做好我们所能做的一切，避免在我们的手上，出现新的悲剧。政策方面我会及时地跟部领导汇报沟通，这个你们可以放心。边上的那位同志，请说！”
苏定坐在东南方向的角落里，他虽然首先举手，但南边一排正中位置上相继示意发言的几个人，显然更快地进入了领导们的视野。
“嗯，你说。”姚兰对这样踊跃的场景显然十分满意，她瞬间又成了那个笑眯眯的知心姐姐。
“呃……我是上海的。从名单上看，案件预防的主要部位应该不在我们这个区域，所以……请部领导能进一步细化和明确我们的工作职责。”
苏定看着上海的代表讪讪地埋头记录，差点笑出声来。
“我是江苏的代表，这个案件，从犯罪对象这个群体来看，恩怨——如果存在某种恩怨的话，也是年代久远的事。我的意思是……这里可能有一些历史性、政策性的考虑。所以，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希望能得到部领导的及时指示。”
这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学班级，很简单地就可以推断出案件跟当时这个班级的某些事情有相当的关联。在坐的基本上没有那个时代的经历，但是他们清楚地知道那个时候都发生过什么，即便是在法律层面，也跟当下有着巨大的差异。
这种有点犯忌的话，让众人对姚兰的观感有了一点改变。
“作为案件的负责人，对上面汇报你们功劳的时候，我不会吝啬自己的语言。但是，关起门来，大家不妨多想想，我们对案件的复杂程度考虑够了没有？考虑足了没有？
有一个结论我是大体上同意的，犯罪对象是相对确定的一个群体，犯罪手段也有着惊人的相似——对！就是关于火的问题。无论是否必要，犯罪人在五个案件中，对火的使用，都表露出一种近乎变态的执着。无论他，或者他们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但是对于我们，这不仅仅是一个突破点，更是不折不扣的挑衅！
“你说得对，工作的重点显然是在这个地方。”姚兰用食指垂直向下指了指：
“所以，你们今后主要是协助。具体地说，就是需要人手调配和其他辅助，你们必须全力以赴给予支持。”
虽然姚兰的话十分凝重，但会场里多数人并没有给予适当的配合，依然是有些懒散的不以为然。
姚兰显然看出了大家的态度，她并没有更多地表态，干脆低头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一旁的省厅领导有点尴尬地接过了话头，他先是公事公办地感谢并进一步强调了部领导的指示，然后做出一副轻松的姿态，宣布进入自由发言的时间。
姚兰摆弄着话筒，依然笑眯眯地开始了她的指示，流利的北方口音，让人听了很是受用。
“大家都辛苦了……不过，感谢或者慰劳的话，恐怕现在还不能多说——案件还没破嘛，而且……我们还不能确定是不是还会有人遇害！”
姚兰的脸上，再已没有了方才的笑容，代之以的是冰冷的寒意。她也不再是慈眉善目的邻家大姐，此刻，更象是坐在预审室里的煞星。
“当务之急，是必须阻止出现下一个受害人！犯罪对象的名单在我们的手上，如果……我是说如果啊，人家照着这个名单一个个点名而我们却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人一个个死去，那么，在坐的各位，我们应该考虑的就不是什么立功受奖，而是怎么洗刷耻辱的问题！”
会场并没有设置主席台，所有的人围坐在一张巨大的椭圆形的桌旁，几位主要领导在面南座北的中央位置，在这样的环境里，所有人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正中间的那几双目光。
刚才有人说，这是犯罪者的漏洞，客观上大大缩小了侦查范围。我是不敢有这样的自信，这不是一个没有脑子的疏忽，恰恰相反，这是犯罪者有恃无恐的表现，他认为不用在意留下这样明显的犯罪特征，他认为这影响不了自己的犯罪计划！
所以，同志们呐，你我有幸遇到这么一件极具戏剧性的案子，我们可不要在这个剧本里成为反面的形象代表，不要成为人家智商的陪衬啊！”
公安部案件领导小组成员不出所料地很快到来，同行的还有其他三个城市的办案组，一起集中在省厅，开始了第一次汇报会。
公安部总共就来了两个人，省厅也只是几位领导到场，证实了苏定所说的“活儿主要还是媳妇来干”的预测。出乎意料的是，部里来的这位负责人，居然是个中年的女同志。
女同志是个副处长，名叫姚兰，四十岁上下。胖乎乎的脸上总是笑意盈盈，让所有人心里都轻松了几分。在听取完四个地方的汇报之后，身边这位省厅分管领导略带夸张地弯了弯身子请她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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