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浩听我不说话，接着轻笑了一声，问我：“你不是害怕吧？”
我的火“腾”地一下就冒了出来，一人做事一人当，我怕什么？我这样想着就这样说了出来。
李浩说：“好，那就说定了，晚上七点，荷风轩。”
我只能说好。
李浩没有说谎，那天晚上，果然只有我们三个人。一个很精致的小包房，有木质的窗框，窗框上有仿古的木雕。气氛开初有些尴尬。校长志得意满的气势固然已经不见，但也未见消沉，只是面色上流露出几分落寞。大家似乎都不知道如何切入到那个最核心的话题，于是李浩建议喝酒。
我们都喝了。
酒过三巡，校长突然说：“我对不起你，黎记者。你应该刚刚大学毕业不久，作为一名大学校长，从某种意义上讲，也算是你的老师吧。结果你发现一个大学校长，竟然是一个靠抄袭维持自己学术地位的伪君子，这肯定让你很伤心，很失望，对吗？”
我哼哼哈哈。
校长接着说：“其实我也是受害者，我错就错在实在是太相信别人，人家拿我当敌人，我却一直把他当成最好的朋友。”
我以为他说的是我，毕竟，我去采访他的时候，他花费了“宝贵的时间”陪我谈了很久，态度很诚恳，语言很幽默，还让校办主任送了我一千块钱“红包”。
我赶紧说：“实在对不起，校长其实你很关心我的，但是我……”我偷眼看了看李浩，他一脸事不关已的表情。
我咽了口唾沫，接着说：“校长，其实我真是想写一篇反映学校学术成果的新闻，后来才知道，您……您……那篇文章……”
我不知道如何说下去，赶紧站起来给校长斟酒，然后把自己的酒杯也斟满，我十指纤纤，捧杯在手，双膝微曲：“校长，实在是对不起，我敬你这杯酒，算是赔罪。您大人不记小人过，我干了，您随意……”
话音未落，我举杯一干而尽，像是吞下一粒燃烧的木炭。
校长端起酒杯，也干了。随后悠悠地说：“我已经不是校长了，请不要叫我校长。”
我再次说对不起，如果是以前——我说的是在我认识我亲爱的“蝈蝈”之前，我会一边说“对不起”，一边抓住校长的胳膊，轻轻地摇。
现在我不会那样做了。就连“对不起”三个字，我说得也很勉强。
李浩突然插话：“对不起，那就再喝三杯！粒粒，我知道你能喝，借酒盖了脸，我也好说话！喝吧，粒粒，喝完三杯，我告诉你，事情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校长漠然地望着我的身后，像是对我如花的容颜完全没有兴趣。
我在心里说，好，喝就喝，谁怕谁？去你妈的，你们都是有身份的人，我一个刚出道的小记者还怕你们？你们两个老男人敢趁我酒醉奸了我，明天酒醒之后，我就叫你们节操碎一地，看守所里过大年！
我斟上三杯酒，一杯接一杯，喝到最后一杯，竟然已经不觉酒辣。
校长说了一个名字，问我有没有印象，我楞了一下，想起来，他说的是副校长的名字。研究生男孩曾经安排我跟那个副校长见过面。
当然我不会说我见过那位副校长，我只说：“嗯，学校的官网上见过，是你们学校的副校长吧？”
李浩说：“现在已经是校长了。”
我赶紧说：“噢，是吧？很久没上你们学校的官网了。”
我突然感到，这里边有故事。
如果校长和李浩没有说谎，这件事情，从头至尾就是有人安排好的，而我，无非是被人利用的一枚过河卒子。
故事里的校长和副校长是“一起穿开裆裤”的好朋友，两人上同一所大学，学同一个专业，毕业后在同一所大学任教。两人的学术成果也不分伯仲，而且同时分别被提拔到校长和副校长的职位上。不久前，得知校长已经参加公开招考领导干部的考试，副校长显得比校长更加兴奋。副校长主动找到校长，说是要助校长一臂之力。理由是冠冕堂皇的，如果校长当上了更有实权的官，对副校长、对学校都有好处；更重要的是，如果校长顺利升迁，校长一职非现在的副校长莫属。于公于私，道理都说得过去，两人密谋的结果是，校长这些年无论哪个方面都很优秀，只是行政工作耽误了科研，专业上没有过硬的论文。而分管教学的副校长，专业没有丢下，而且刚好完成了一篇重要的论文。副校长主动提出，把这篇论文让给校长，以增强校长竞争州长的竞争力。校长客气一番也就答应了，毕竟，顶着专家的光环，这几年实在没有什么象样的学术成果也说不过去。副校长很快拿来论文，校长过目后，认为的确具有相当水平，感激涕零地拉着副校长的手，说了一大通“苟富贵不相忘”的义气话。
论文在副校长的一手安排下，很快就以校长的名义，在国内某知名学刊发表了。校长很是高兴了一阵子，包括兴高采烈地接受我的采访。随后，公开招考领导干部的结果也出来了，校长榜上有名，公示期满，便可走马上任。
就在这时，网上曝出了“抄袭门”事件！
“抄袭门”首先让校长自己大吃一惊，就算“抄袭”，也是副校长主动请他“抄袭”，怎么就抄袭到外国人头上了？校长连忙找到“自己”的论文和被指抄袭的原文略一对照，就发现自己真是跳进滇池也洗不清了。
校长怎么也想不明白，副校长为什么要跟自己玩这一手？校长职务被免去之后，他才多多少少听说了一些消息，原来，副校长对自己一直不满，表面上很配合，私下却经常发牢骚，认为是校长挡了他的官路。
“也就是说，这个人的居心相当险恶，不仅要让你当不成州长，同时还要搞掉你的校长位置，最后搞得你身败名裂？”李浩做出总结。
校长黯然点头。
真正吃惊的是我。我强作镇定，问校长为什么要把这些告诉我？
校长说，总得有人知道真像吧？至少得有一个人知道真像吧？
后来的酒喝得很闷，早早就散了。
李浩提出送我回家，我拒绝了。
我回到出租房，坐下来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产生的第一冲动就是，把校长讲的故事写成文章，贴到网上去！
“纯属私人性质的见面。”
我捏着电话的手在发抖。
李浩温和地劝我赴约，他说，为什么不呢？有些事情还是说开了比较好。他说那位校长是他多年的好友，人其实并不坏。
我仍然说不，我说，我不知道谈什么。我嘴硬，说剽窃论文是事实，一个人因为犯了错误而付出代价理所当然。
后来我想，我竟然傻到没有问李浩为什么就找到了我？为什么就能确认这场网络炒作是我发起的？我在“天涯”发帖的时候，当然用的是网名，而我的天涯网名，除了我自己，我相信没有一个人知道的。
我感觉先是一只，接着是十只，再接下来是一百只，一千只苍蝇钻进了我的脑袋。李浩的声音缓慢而清晰，可我渐渐什么都不见了，刹那间，又像是聚集在我大脑里的苍蝇被某种来历不明的力量惊动，它们一轰而起，嗡地一声，从我的脑中四散迸射。
我虚弱地问：“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我什么都没有听到？为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
李浩在电话那端轻笑了一声，接下来，他告诉我，他陪我一起去和校长共进晚餐，就校长、他和我三个人。
就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或者说，就像什么事也不曾发生。
就连那个报料的研究生男孩，他牵线找来的副校长以及什么“副研究员”，似乎全都像空气消失在空气之中，就像周星星常说的那样，“春梦了无痕”。
我一个劲地说：“不，不！”
李浩的语气里透出一丝严厉，他在电话里强调，我是他引荐到报纸去的，现在虽然报社没人谈论这件事情，事实上报社高层已经认定这是一起新闻事件，所幸最后起决定作用的是网络，本报并未牵扯到这一事件之中。他还说，虽然我在网上发贴用的是网名，但我是用报社的办公电脑把校长剽窃的贴子发到网上去的，只要查一查最初发贴的ip地址，就能确证贴子是从报社出去的，报社其实脱不了干系。他又说，报社高层其实都知道，这件事情就是你干的，什么说法都有，甚至有人说你是校长的“小三”，所以你才知道他太多的秘密，你之所以揭发校长剽窃，是因为他不能满足你越来越多的经济需要……
我很吃惊，一是李浩怎么会掺合到这件事情中来，二是校长竟然要跟我谈一谈，他想跟我谈什么？事情都这样了，还有什么好谈的。
我本能地说：“不！”
然而事情过去了差不多整整十天，我既没有接到校长的电话，报社的人，包括我的部主任，对此事似乎也十分漠然，事实是我身边根本就没有人谈论这件事情。
这种状况反而让我愈发不安，就算校长找人报复我，打我一顿，甚至凌辱我，我会痛哭，也许会继续反击，但总比这样泥牛入海一般毫无动静要好很多；就算同事们讽刺我少不经事，主任骂我一顿，甚至把我赶出这家报社，这件事也总算有个结果吧？
渐渐地，这种等待着灾难总体爆发的极度焦虑，反而成了某种快乐。有时，我会觉得自己是另一个人，另一个浮在天空里，无时不俯视着我自己的局外人。这个局外人对我说：等着看戏吧，精彩的剧情就要上演，这场好戏的女“猪脚”就是你这个名叫黎妮，人人都叫你“粒粒”的苦命女子。
直到9月的某一个黄昏，我接到了李浩打来的电话。
李浩在电话里开门见山地告诉我，被我在网上“举报”的那位大学校长，想约我共进晚餐，好好谈一谈。
我曾经打算主动联系报料的研究生男孩，可我对他说什么呢？一起幸灾乐祸还是要求他保密？都是扯淡，想想也就作罢。
我依然流连在高校之间，写些不痛不痒的所谓新闻。当然，那所大学的门，我是不敢再进去了。
网上曝出校长被免去职务的消息之后，接下来的几天，我的心神极度不宁。
我想，校长就是傻瓜，也不会不知道他的厄运与有人在网上“暴炒”他的论文剽窃事件有关，而稍加联想，他就会猜到这场网络炒作的始作俑者，很可能就是我这个名叫黎妮的小报记者，因为就在事发前数日，我登门采访过他。
我忐忑不安地等待着电话响起，要么是校长，要么是他昔日的手下，或者，是他雇请的黑社会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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