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仔细检查号码，又拨了一遍，电话里仍然提示这是一个空号。
刹那间，我冒出了一头冷汗。我抱歉地对老兵撒谎：“噢，他不接。”
老兵通情达理地说：“可能是在开会。”
虽然通情达理，但他丝毫没有让我进去的意思。
我几乎是本能地，再次拨出了“蝈蝈”的手机号码。
结果让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您所呼叫的用户已停机……”
我仔细看了看老兵，老兵笑咪咪的样子。我探头朝值班室窗外看去，天很蓝，阳光很明亮；我看到站在岗台上的哨兵，阳光照到哨兵的迷彩头盔上，警徽金光闪闪。我只能对老兵说，他可能不在办公室。老兵说，那就联系好了再来吧。我对老兵说谢谢，转过身垂头丧气地走出值班室。
我看着大街，大街上车来车往，我走在人行道上，每一个经过我身边的人似乎都闷闷不乐。我迎着一个低头看手机的男孩走过去，我想让他撞上我，最好是跟我吵一架，事实上那个男孩虽然一边走路一边看手机，动作却很敏捷，在即将撞上我的一刹那，他像个游戏里的npc，一闪身就与我擦肩而过，甚至连头都抬一下，这一切，越发让我疑心自己是在做梦。
“蝈蝈”的手机停机了，汪副处长的手机变成了空号。
我走到街对面，在公交车站牌下的椅子上坐下。阳光照到我的后背上，我却感到后背阵阵发凉。我从手机上翻到了宣传处简干事的电话，这次打通了，简干事告诉我他在外地出差。问他汪副处长的事情，他吱唔着说不太清楚；我找到宣传处另一位高干事的电话，打过去，电话通着，他不接。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把自己认识的，边防总队宣传处的干事们的电话统统打了一遍，他们不是不接电话，就是听到我的声音马上就申明出差或者开会或者说话不方便，透出一股子怪怪的感觉。最后接到我电话的是宣传处的士官小袁，这是个20来岁的大孩子，他在宣传处的主要工作是照像和维护音响设备，他托我帮忙在报上发过几张新闻照片，平时“妮姐妮姐”地叫得挺亲热。有一次我和宣传处的干事们一起吃饭喝酒，这个大孩子喝多了，趁人不注意，竟然跟我说：“妮姐，做我的女朋友好吗？”
我笑着摇头，说：“不好。”
他也笑。
我跟士官小袁说，我到了边防总队的大门口，哨兵不让我进去。小袁立即大包大揽地说他到大门口来接我。几分钟后，我跟在士官小袁的身后走进边防总队的大门，我注意到大门口换了另外的哨兵，值班室也换了另一个老兵。
朝办公大楼走去的时候，我问小袁汪副处长的手机为什么变成空号了？他挠了挠头，说不会吧？接着他又说，好几天没见了，是不是出差去了？换了新的手机号码？然后我问他侦察队有个名叫彭卫国的人你认识吗？他的脸上滑过一丝羞愧的表情，他说侦察队挺神秘的，侦察队的人他都不认识。
“哦，这样啊。”
我绝望的表情一定让小袁很伤心。他邀请我到他的“办公室”——事实上不过是堆放文体器材的仓库去坐坐。他安慰我，他不认识侦察队的干部，但他认识侦察队的驾驶员。小袁安排我在一张乒乓球桌旁边坐了下来，拿纸杯从饮水机里给我接了一杯水，然后跑到另一个房间去打电话。大约五分钟之后，他回来了。他一脸沮丧地向我证实，侦察队以前的确有一个叫彭卫国的干部，但就连侦察队的驾驶员也很长时间没有看到他了，不知道是调走了还是出差去了。我虚弱地笑笑说，那就算了，我采访过他，想写一篇宣传他的稿子，但是还有一些细节没有弄清楚，一直联系不上他，这就过来了。从表面上看，我说的全是实话，但我心里的伤痛，又哪里是这个大孩子能够搞懂的？
我礼貌地向他告辞，他陪着我朝边防总队的大门走去。这个时候，机关下班的号声吹响了。号声之后，大喇叭会播放10分钟的歌曲，这是部队的习惯。很大的风吹着很明亮的阳光，晃得我两眼生疼，我情不自禁地眯着眼睛，我不说话，士官小袁也不知道说什么。有一会儿，我们一边慢慢地走，一边仔细地听大喇叭里传出的歌声：
当你的秀发拂过我的钢枪
别怪我保持着冷峻的脸庞
其实我有铁骨也有柔肠
只是那青春之火需要暂时冷藏……
当你的纤手离开我的肩膀
我不会低下头泪流两行
也许我们走的路不是一个方向
我衷心祝福你啊亲爱的姑娘……
刹那间，泪水几乎模糊了我的双眼，我假装被沙子迷了眼，揉着眼睛问小袁，这是什么歌，很好听啊。小袁立即告诉我，这首歌叫《当你的秀发拂过我的钢枪》。
我和小袁在边防总队大门口友好地告别。我搭乘公交车回到我租房的小区，我上网查到了这首歌，我把这首歌下载到我的手机里。我戴上耳机，反反复复地听这首歌，直到歌声把我的耳朵磨得流出了鲜血。
我拿出手机来打汪副处长的手机，结果吓了我一跳。
“你所呼叫的号码是空号……”
主任惊奇地看了我一眼，他说：“粒粒，这可不是你的风格……两个人分开的时间长了，是需要相互适应的……好吧好吧，稿子就这样了，我替你润色润色。”
我知道，在别人看来，我从来都大大咧咧，属于那种对男女感情看得很淡的人——他们甚至从未听说过我有男朋友，我在恋爱——事实是，整整三年，我一直在恋着一个人，五天前，我终于找到了这个人，而他一转眼，却又不见了！
我“嗯”了一声，说：“谢谢主任。没事，过两天就好了。”
每一次我都绝望得像一个正在阳光下融化的雪娃娃。
这天夜里，甚至连“水疗”中心招“技师”的信息都没有收到。
第七天，我径直去了边防总队。哨兵拦住我，我声明自己是记者——我有些心虚，因为我目前的身份仍然是实习记者，我没有全国统一的记者证。我说我找宣传处的汪副处长。哨兵温和地请我到值班室登记。负责登记的是个老兵，看上去足有30岁年纪。老兵让我给汪副处长打电话，让他，或者让他派个人，到大门口来接我进去。老兵申明这是规定，我说我知道这是规定。
我当然没砸手机，却禁不住胡思乱想。我想，嗯，这条招“男女技师”的信息会不会是“蝈蝈”发来的呢？他会不会变着法子逗我玩？因为只有他知道，我过去做过“小姐”，我仔细研究发信息的那个号码，很显然，这是那种短信群发机发出来的信息。我差一点点就按照招“技师”信息里留的手机号码把电话打回去，最后一丝残存的理智让我停止了拨号。
凌晨3点，我在电脑前坐下来，磨磨蹭蹭开始写禁毒局刚破的那个案子，天亮时草草完稿，用电子邮件发给主任。我想请假，想想还是出门上班。进了办公室，主任把我叫过去，他说稿子他看过了。
主任说：“稿子怎么写成这样？不在状态嘛！”
白日里，我努力克制自己，不要拨打“蝈蝈”的电话，夜深人静时分，我像个神经病一般一遍一遍地拨打他的电话，“您所呼叫的用户不在服务区”的机器女声像一把锤子，一遍又一遍重击着我的耳膜和心脏。那天晚上，我大约拨了一百次“蝈蝈”的电话，最后，机器似乎都烦了，连提示音都没有了，重拔键摁下去，就像是一滴水落进大海，等待着我的是无边的黑暗和宁静。
我一只手捏着手机，一只手心里紧紧地攥着那个zippo打火机，迷迷糊糊地靠在床上。夜里，我不止一次猝然惊醒，每一次惊醒，我都要仔细地看看手机，我担心，是不是就在朦胧睡去的片刻，漏接了他的电话，或者忽略了他发来的短信？
说这话的时候，我真的把“蝈蝈”当成了我相恋三年的男朋友。我觉得很委屈，不管他是不是我的男朋友，不管他承不承认他是我的男朋友，总得让我能看到他吧？如果我不能看到他，总得让我透过电话听到他的声音吧？如果我不能透过电话听到他的声音，至少让我收到来自你他一条短信吧？
突如其来的委屈让我的声音竟然带上了哭腔。
这一回，新信息的图标闪闪烁烁，我激动得差点把手机摔到地上。我哆哆嗦嗦地点开图标，却是一家所谓的水疗机构招聘“男女技师”的群发信息，“包吃住，月薪八千保底加提成……”
“我去你妈的！”我响亮地骂出了声，差点把手机砸到地上！
主任和报社的同事也喜欢叫我“粒粒”。
唉，“粒粒皆辛苦”，我真是苦命吗？
“三年前就有了，他以前不在这个城市，前两天回来了。”
我说：“主任，对不起，我跟男朋友吵架了，我心情不好。”
主任有些惊奇：“粒粒你啥时候有男朋友了？”
与王处告别之后，我没有再打“蝈蝈”的电话。
理智告诉我，我根本不可能打通他的电话。
那天晚上，我像跟谁赌气一般，干脆把手机给关了。我坐在电脑前发呆，每隔半小时，我就忍不住把手机打开一次，看看有没有新的短消息进来。当然不会有。我开机关机，关机又开机，最后，我的手机没电了，无法开机。我咬着牙不给手机充电，没过半小时，我忍不住插上电源，再次打开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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